再来是促成相对亲美的改革派掌权，套用在伊朗的案例上，就是以长期经济制裁与民主推广，持续削弱保守派能量，促使改革派在选举中获胜。不过这种操作首先要满足一个前提，那就是伊朗存在路线之争，而现实也的确如此，2009年“绿色革命”就是证明。

表面来看，这次冲突起于总统大选争议：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Mir-Hossein Mousavi）指控时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选举舞弊；但深入底层，改革派无疑进行了高强度动员，包括前总统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前议长迈赫迪·卡鲁比（Mehdi Karroubi）都出面号召抵制结果，示威者甚至奉已经去世的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前接班人蒙塔泽里（Hussein-Ali Montazeri）为精神领袖，开始了对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的政治围剿。

虽说从结果来看，改革派并没有心想事成，冲突最终停在镇压枪响中，穆萨维、卡鲁比也遭到软禁，但“绿色革命”作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最大示威，所揭露的政权裂痕已经不容忽视：即便霍梅尼为巩固革命路线，在1989年破格提拔哈梅内伊、取代主张改革的原接班人蒙塔泽里，改革派却还是在20年后全方位崛起；而构成示威主体的新一代伊朗青年、城市中产，则明显与烈士政治、伊斯兰革命等话语严重疏离，所以一经改革派号召动员，便成群上街高喊政治改革、新闻自由、妇女平权。

2015年7月14日，伊朗与全球六个主要国家达成核协议。EPA

当然，改革派不能等同于“美国代理人”，但与保守派相比，这群人毫无疑问是美国相对理想的互动对象。因此当前者在2013年大选中成功统一战线，促成立场温和的鲁哈尼（Hassan Rouhani）上台，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也就明显和缓，2015年“伊朗核协议”因此应运而生。

不过这种解禁制裁换政治转向的做法，最终还是败给双方内部的各自抵制。

首先是伊朗，即便美国可以通过制裁与宣传削弱保守派，营造有利改革派胜选的选举环境，却还是突破不了制度的高墙：那就是总统之上还有最高领袖，也就是霍梅尼钦定的保守派接班人哈梅内伊；而最高领袖控制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则可以在选举中轻松取消候选人资格。基本上这就注定了一个现实：无论总统如何替换、国会如何改选，伊朗都很难真正亲美，也不会停止动员“抵抗轴心”。

再来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或许基于撤出中东的考量，愿意用核协议缓和与伊朗的对峙，特朗普政府却明显不肯萧规曹随。这背后或许来自以色列的大力游说，也或许受到蓬佩奥等强硬派牵引，总之从结果来看，美国在2018年单边退出核协议、开始对伊极限施压，改革派在伊朗的政治能量也因此受到重挫。

但这不代表保守派就能渔翁得利。事实上从后续发展来看，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与民主推广，所发挥的效力已经不在于促成改革派上台，而是要促成神权政府垮台，近年几场大型示威就是例证。

例如2019年的“血腥十一月”（Bloody November），导火线虽是燃油价格上涨，走上街头的却不只有财富被腐蚀的城市中产，还包括原本在“绿色革命”中坚定支持保守派、哈梅内伊的底层民众。这就揭露一个骇人现实：“绿色革命”或许停在了路线之争，“血腥十一月”却已上升为对神权政府的反对、对1979年革命体制的愤怒。

而这种动员结构，也同样被2022年的“阿米尼示威”、始于2025年12月的反通胀示威继承，并且反复重演类似情境：不论议题属性，示威的最终诉求都是推翻政府；只要出现导火线，结果就是全国规模的星火燎原。当然，保守派政府执行宗教规范的强悍立场、对于普遍贪腐的视而不见、面对阶级分化的毫无作为，也同样在民怨滔天上难辞其咎。

可以这么说，美国或许无法在伊朗重演1953年的直接颠覆，却正通过经济制裁与民主推广，搭配伊朗政府的治理失败，将局势愈发推向1979年的革命氛围。

加沙战争后的美伊博弈

当然，爆发多次大型示威本身，也或许是某种韧性的反面证明：神权政府确实千疮百孔，却也始终溃而不崩，所以能够不断来到危险边缘，却又屡屡化险为夷，这次或许也会如此。

但即便是这样，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只要制裁枷锁没有卸除，教士与革命卫队作为“新贵族”的现实未改，下一次的燎原星火就是随时倒数，美国的间接统治也就永远有操作空间，尤其是在加沙战争之后的中东。

如前所述，美国干涉伊朗的终极目的，就是推进以下战略目标：迫使伊朗停止用“抵抗轴心”包围以色列、不再集结中东的反美势力、开始与中俄拉开距离。虽说这些目标都相当遥远，但美国其实已经通过加沙战争意外达成阶段性目标，那就是促成叙利亚变天。

而这本身其实牵涉了两种间接统治的消长：一种是以美国为首，以色列、海湾阿拉伯国家为代理人，在经济、军事、政治上环环相扣的中东亲美秩序；另一种是以伊朗为核心，各种民兵、失败国家反对派为代理人，突出军事力量的反美反以武装带，其实也就是“抵抗轴心”。

可以这么说，不论“抵抗轴心”有没有道德正当性，其本质都是伊朗对于阿拉伯国家破碎地带的间接统治，这也注定了伊朗很难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真正和解：在内战后疲软的黎巴嫩扶植真主党、在南北内战下的也门支持胡塞武装、在拒绝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管辖的加沙武装哈马斯、在被反抗军围剿的叙利亚 援助阿萨德政权、在经历美国入侵的伊拉克培养什叶派民兵。

基本上，这套秩序确保了伊朗的地缘影响力，也构筑了外于海湾、围堵以色列的反美地带，所以能够迫使沙特放弃对峙点头复交，甚至在2023年策动哈马斯成功闪击以色列。当然，闪击成功不等于打赢战争，从后续发展来看，即便哈马斯仍在抗拒解除武装、以色列不算心想事成，“抵抗轴心”都已因为战争伤痕累累，而这无疑来自美国与以色列的左右夹击，包括重伤哈马斯、削弱真主党，以及促成叙利亚变天。

2025年3月9日，叙利亚安全部队人员在拉塔基亚省杰卜莱的街道上巡逻。新华社

不过所谓变天本身，其实也有一定偶然性。最一开始，美国或许只想牵制伊朗，所以偕同土耳其形塑一波叛军攻势，要迫使德黑兰抽调力量回防叙利亚，放弃对加沙、黎巴嫩的挹注。但没想到阿萨德政权如此不堪一击，再加上俄罗斯又同时深陷乌克兰，叛军基本上是一马平川、一路挺进，只用了8天就迫使阿萨德逃亡。

而这种发展无疑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伊朗丧失贯通黎巴嫩、伊拉克的地缘孔道，“抵抗轴心”即便没有崩解，也很难回到巅峰状态；第二，美国开始偕同以色列、土耳其、沙特在叙利亚建立间接统治，由以色列与土耳其分别渗透南北地块，沙特带领海湾国家进行经济挹注，美国则逐步解开对叙制裁。

当然，俄罗斯最后还是通过经济援助与政治协商，成功保住了在叙军事资产，但这终究不及变天前的大权独揽，伊朗就更不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