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感谢两位详实的分析阐述，好的，下面请各位听众提问。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阿玛尔·巴塔查理亚：当下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失业率上升、环境问题突出，请问两位，从全球治理角度看，如何协调包容性发展、增加就业、以及环境保护？

林毅夫：首先，我认为包容性发展的核心就是创造给穷人的就业，只有穷人自己变成劳动力，才能真正养活自己。而要创造高收入又有足够数量的就业，就需要工业化。这个世界在工业化以前，财富一直积累很慢，工业化则是迅速积累社会财富的路径。但是工业化可能又意味着环境污染。所以当下的新工业化应该选择绿色技术，而在这方面就需要全球协调，发达国家责无旁贷，发达国家需要继续加大投入新技术的研发，让穷国可以承受学习或购买技术的成本。如果这样的话，就是真正做到了包容性发展，增长了就业，又不污染环境。

米利班德：对于这个问题，结合林教授的回答，我需要强调两点，一个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发展成果的合理分配，英国和美国很多人虽然有工作，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对政府还是充满不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感，没有享受到国家发展带来的上升感。另外一个就是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的确新技术会带来更强的生产力、更好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新技术也可能带来失业。举个不恰当的例子，美国的货车运输相关行业有300万个工作岗位，而一但货车运输面临新运输手段的竞争，造成货车运输量减少，300万人中就可能会有很多人的工作需要变动。

英国牛津大学中国增长中心主任琳达·岳：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提给林教授的，我们看到中国的发展成就是卓越和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她融入了全球化的竞争市场，一方面又保持了经济长时间的稳定发展，在这个方面，如果要向中国学习的话，请问有什么经验规律可循呢？第二个问题提给米利班德先生，我想问的是，英国近些年与中国进行广泛的合作，中英关系走的很近，但英国脱欧之后，这种情况还会延续吗？

林毅夫：历史上有些发展中国家选择了接受华盛顿共识，进行完全自由化，经济不是被发达国家资本控制就是因为一次次的经济危机而大受影响。中国的巧妙之处在于，中国小心的在自由化和保护主义之间游走，平衡两种政策。中国在一些旧的、核心的产业上面选择过渡性的保护主义政策，而新兴产业则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化，在遇到世界经济大环境波动的时候，又积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我认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稳定发展关键还是在于平衡。

米利班德：英国与中国在广泛的领域都有合作，我个人希望，无论脱欧还是不脱欧，英国与中国的关系都会继续紧密发展下去。但是脱欧之后，当下的英国正在寻找新的国家定位、国家理念、国家发展方向，在这些方面，有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个人是希望在未来英国的政党和团体都能对中国保持开放和合作的态度。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维：在以往处理经济困境时，比如1929年和2008年，加强政府调控似乎是一个最佳选项，起码压过完全放开市场的声音，但是在当下这个经济滞涨时期，减少政府干预的声音则愈发洪亮，就算是在中国，也是有很多人倡议减少调控，请问二位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毅夫：这是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越少，经济发展越好，但实际上在经济困境的时候，新自由主义并不能发挥什么作用，甚至是困境的始作俑者。我是在政府干预这一边的，我认为经济困境时，政府应当介入市场进行基础建设投资，这里面有两个明显好处，一个是发掘经济发展潜力，释放发展动能，一个是增加就业。这是有事实佐证的。新自由主义者总是无视现实需求，只看书本。

米利班德：首先，我认为2008年这次经济危机是源于市场和国家的双重危机，当然危机根源是市场导致的。其次，我认为西方很多人已经被新自由主义以及相关理论教化了，导致不能够很好的应对经济危机和困境，没有能力认知和处理新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失败导致的问题。第三，这三十多年来西方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充满了失败，我们需要一次全面的体系革新而不是简单的修正。

王文：非常感谢两位的精彩阐述和解答，我受益良多。前些年，《历史的终结》作者佛朗西斯·福山告诉我说虽然我写了历史的终结，但是历史在中国可没有终结，而是刚刚开始。谢谢大家！研讨会到此结束。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