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最近针对线上商务、线上办公提出了很多想法，认为线上办公未来有望取代线下办公，当然我比较好奇的是，您从事行业的最大特点，恰好是对线下现场活动和人口流动有极大要求的，您究竟如何权衡这个问题？

梁建章：早在10年前，携程内部就进行过远程办公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在家办公的员工业绩有显著上升，在9个月内业绩增加了13%，源于病事假的减少从而有效工作时间增加，以及安静的工作环境对于工作效率的提升。对于企业来说，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提高了20%至30%，同时每年在每位在家办公的员工方面节省约1.4万元人民币的成本。

当然，企业内部还有大量其他岗位，可能要求同事之间必须定期保持面对面的交流。在家办公在职业与工种上会有一定限制性。

不过，我们可以适当增加远程办公的时间比例。比如正常情况下，企业每周采取“5+2”的工作和休息模式，那么未来完全可以改成“4+3”模式，总之以更为灵活的方案同时满足企业和员工两方面的需求，实现为企业降低成本和为员工节约时间的效果。我相信，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在合适的领域有效推行“在家办公”，应该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和推行。

观察者网：此次疫情爆发以来，新科技在防疫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视，今后肯定是政府力推的方向。最近，国家针对疫后经济复苏提出“新基建”，涉及到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不知您对“新基建”有何看法？像携程这样的企业能从中找到参与突破口吗？

梁建章：当前疫情下，消费、出口两驾马车受损，要想让中国经济重新焕发活力，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还是启动“新基建”——加大在基础设施、房地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等领域的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进度。

“新基建”短期内有助于扩大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来看也是对中国未来的投资。但在以上提及的各类项目中，缺少了一项最紧迫同时也是投资回报最高的内容，那就是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人力资源的投入包括两方面：质量和数量。质量主要指教育，中国在教育方面的主要矛盾，并非投入不够而是需要减负；数量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新生人口数量的持续崩塌，急需出台新政策来阻止不断下滑的生育率。所以，当前提升经济的最紧迫任务之一，是及时推出鼓励生育的政策。

在提出一系列补贴政策的同时，向二孩和多孩家庭倾斜。例如在推行减免税收的政策时，优先给有二孩和多孩家庭减免税收和社保。大城市在造房子时，为二孩和多孩家庭提供更多住房优惠，并且建设更多的幼儿园和托儿所。这些鼓励生育的投入，不仅可以提振经济，还可以大幅度降低育儿成本，阻止生育率的迅速下降。

观察者网：最后，疫情尚未过去，国内民众仍心有余悸，世界局势似乎在“往后退”，趋向保守，您作为企业家、经济学者，当然也是社会观察人士，有些什么呼吁和想法？

梁建章：就国内情况看，目的地需要尽快抓住旅游复苏的先机，挖掘旅游业复工复产的创新特色，并要把这样的信息尽快地告诉市场。通过各界共同努力，让中国经济、让旅游企业、让亿万闷在家里数月的消费者，都拥有一个透气的机会。谁能够抓住先机，谁就会有很大的机会。

疫情不只是传染病学的问题，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零风险零感染固然是一个所有人都希望实现的理想目标，但从现实出发，我们应当追求的目标，是在维持社会经济正常秩序的前提下，将疫情控制在尽量低的水平上。

疫情下的中国经济曾处于半停顿状态，一个月至少是万亿级的损失，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2-3个月，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在国际经济形势变得愈加复杂的背景下，继续停滞或者半停滞，是中国经济无论如何也承受不起的代价。如果因为经济停滞，导致无数员工失业，无数企业破产，无数行业失去竞争力，其杀伤力绝不亚于直接夺去生命的病毒。

从国际上看，疫情让更多人深入体会、认同“命运共同体”的含义，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病毒没有国界，也没有种族、文化、意识形态。抵御病毒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在各国、各个社会之间实现通力合作。在整个人类都面临巨大危机的特殊时刻，我们更加需要坚持全球合作而非盲目排外。

我们也必须警惕与世界脱钩的风险。要避免这种风险，我们就必须全方位地加强和世界的交流，包括商品交流、信息交流、资金交流和人员交流。在人员交流暂时受阻的情况下，保持信息和资金的开放就变得更加重要。

即使是最坏的状况，中国也有很好的机会，应该抓住机会，扩大防疫能力，控制风险的同时对外保持一定的开放性；这样既能够在安全性、在内需方面做到世界上最好，又能继续加大对外引进、容纳的气度，这对中国经济可能就是一个机会而不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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