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军衔偶尔也作为一种荣誉，用来追授给牺牲者。参与攻打圣克拉拉的革命军第八纵队以西罗·雷东多（Ciro Redondo）的名字命名，后者是1953年7月26日参与攻打蒙卡达兵营、1956年12月随格拉玛号游艇回古巴上马埃斯特腊山打游击的革命元老之一，是革命军最艰难的初创时刻的核心成员。前面提到1957年7月格瓦拉获得了四个排的人手组建第四纵队，他受命指挥其中的一个排，因此获授上尉。1957年11月29日，雷东多在与巴蒂斯塔政府军的鹰犬桑切斯·莫斯克拉（Sánchez Mosquera）中校战斗时中弹牺牲；11月30日，马埃斯特拉山革命军总部下令追授他司令军衔。

古巴革命烈士西罗·雷东多（左）和射杀他的政府军营长桑切斯·莫斯克拉（右）

总结一下：

古巴革命军早期的实际规模只有营连级，只是编制搞得很大，这和中国党在红军时期动辄以一万乃至几千兵力出现师、军甚至军团编制的情形是相似的。“司令”一词作为古巴当时的正营级军衔，作为革命军的最高军衔不但不低，反而经常有过剩。

古巴革命后期（1958年底），革命军总数仅扩充到约4000人，但由于出现了团级规模的作战和军师级规模的指挥系统，加上七二六运动兼并了SFNE和大批起义政府军的部队，革命军授出的“司令”军衔暴增到94个。到这时，获得“司令”军衔的领导人大都互相熟识，没有基层作战中以军衔区分等级的现实需要。因此，出于当时军中洋溢的平等主义情怀和对旧古巴军官追求高官厚禄的“清教徒式”（赫伯特·马修斯语）厌恶，革命军废除了所有“高级”军衔（中校、上校、少将、中将、上将等），所有革命者的最高军衔均被压制在“司令”，形成了最高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几十个营连级指挥员（其中约20个为纵队指挥员，还有一些纵队的指挥员军衔停留在上尉）在军衔上平级的现象。

很多英文或中文资料直接将此时古巴革命军中的Comandante翻译成“少校”。“格瓦拉获得少校军衔”之类中文史料中可见的说法都是这样来的。虽然从技术上说并没有错，但笔者个人认为不佳，因为这样的翻译丢失了对理解古巴革命历史极端重要的信息：

1.“司令”虽然只对标旧古巴军队的少校，却是古巴革命时期革命军一方的“集体最高”军衔，至迟到解放初期，共授予了约100个（注：1959年前几个月又有5人获得）；

2.这100个成为“司令”的人，除中途牺牲或如前述的威廉·摩根等被镇压、逃亡的外，都成为革命政权的中流砥柱，形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特殊群体——“古巴革命的司令们”（Comandante de la Revolución Cubana），或者“开国司令”。

这个平均年龄仅20多岁的小圈子，类似于苏联的“老近卫军”或新中国的“老革命”。他们是古巴革命政权完全靠独立自主完成（而非类似冷战时的部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际是苏联扶植的政权）的结果和体现，也是30年后古巴革命赖以幸存于苏联东欧剧变、并沿着共产主义道路独自坚定不移继续前行的干部基础和强力保障。

英雄迟暮的司令们

截至2022年，已知至少有三名未获得上述军衔的开国司令可能还在世：原古共第二书记何塞拉蒙·马查多（下图左），原交通部长胡里奥·卡马乔（中）以及多米尼加共和国民主革命的民族英雄——德利奥·戈麦斯（右）：

已知健在的三名未获得“革命军司令”称号、未叛变、未动摇的古巴开国司令

他们在输出革命和古巴国家建设岁月中，已离开古巴革命军系统多年，因此并未在1976年的大授衔中获得“革命军司令”的新军衔，但他们一直忠于革命、忠于共产主义信念，从未叛变或动摇，仍然活跃在地方政府或其他专业领域。因此如今他们在特定场合仍然可以穿着军装，并佩戴革命年代的老式司令军衔。

这种“老司令”的形象背后，是古巴革命政府在国际共运中极大的独特性：

一方面，不同于高度军事专业化的苏联红军、而与新中国类似，古巴军队是社会主义古巴的干部储备库，新古巴的大多数技术行业一开始都被交给了某位开国司令（或开国上尉等）领导，有的管电信，有的管住房，有的管进出口贸易，诸如此类，司令们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

另一方面，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古巴的“党组织”是一个在革命时期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严重缺乏必要的神圣性和号召力，党的生态位长期被古巴革命军自身所占据。

一个例子是，古巴是国际共运史上唯一一个宪法规定共产党执政，但国旗、国徽、国歌、国号全都没有任何共产党特征的国家。直到迪亚斯-卡内尔接班后很长一段时间，外界甚至搞不清楚古共的制式党旗到底是什么，在“表达革命”场合与古巴国旗并列的旗帜永远是“七二六”时代古巴老革命军的红黑军旗。

这导致了当今古巴极其普遍的“军队经商”、或者说“军队管一切”现象。例如，2020年被美国制裁的古巴企业管理集团公司（GAESA）是古巴军队直管的超级国企，在劳尔2009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后，这个巨无霸接管了古巴从房地产到银行支付几乎所有挣钱的部门。

然而，与越南军队主要作为一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经商有所不同，古巴的“军队经商”实际上主要是“军企”和“央企”不分造成的：古巴革命历史的承载者、“组织”、“中央”，甚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化身，本来就是以菲德尔为代表的军队司令们，因此“军队办企业”长期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就像在中国我们认为“共产党办军队”是理所当然的一样——它们最终的服务对象都是国家。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截至2022年，已知只有三名开国司令仍活跃在古巴军队系统：吉列尔莫·加西亚（下图左），拉米罗·巴尔德斯（中），以及上文提到的胡安·阿尔梅达（右），他们在1976年的大授衔中获得“革命军司令”荣誉军衔：

已知的全部三名“革命军司令”，该军衔的图案为一颗金星照耀着马埃斯特腊山

如今虽不再担任军队实职，但他们通常仍穿着军装，享有崇高的威望和极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三个人加上劳尔大将，构成了捍卫古巴革命专政机器的人脉后盾。他们当年带出来的许多初级指挥员如今已晋升将军，延续着这个小岛对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承诺。

67年弹指一挥间，即使得益于古巴优秀的国营医疗系统，当年二三十多岁的小伙子如今都变成了“期之以茶”的迟暮老人，甚至他们带出来的第一代晚辈也早过了典型将军的退休年龄。新冠疫情带走了一批古巴老将军，并严重破坏了剩下的团队；自疫情结束后，包括劳尔大将本人在内的大部分开国司令和1976年将军们都很少再出现在新闻报道中，迪亚斯-卡内尔的团队一直在疫情以来的严重困境中勉力维持。

在特朗普兵发委内瑞拉、对各大拉美左翼政权压迫空前加深，玻利维亚、智利、洪都拉斯的左翼政府先后崩盘的当下，自身困难且财政上依赖委内瑞拉的古巴，承受着1980年代末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

笔者很清楚中古关系中存在的许多现实问题，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笔者还是希望在西半球有我们自己的、值得我们在新时代去跃进的“大别山”，或者劳尔·卡斯特罗大将当年向北跃进建立第二战线、帮助马埃斯特腊山主根据地彻底站稳了脚跟的古巴水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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