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革命军游击战时代“司令”军衔的含金量

格瓦拉在贝雷帽上缀钉的一颗金星就是他的司令军衔。类似地，后来菲德尔·卡斯特罗有时缀在军帽上的一颗金星也是他的司令军衔，与肩上的红黑菱形底白星含义相同：

革命胜利初期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曾同时将司令军衔戴在帽子和肩章上

在今天的古巴乃至整个拉美左翼革命者圈子里，带定冠词的“司令”（El Comandante）已几乎成为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专属头衔，以至于墨西哥恰帕斯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兴起时，其露面的最高领导人马科斯（比森特）只自称“副司令”（Subcomandante，是他独自发明的一个新词，从文学意义上也可译为“亚司令”）。在古巴革命军中，从1976年起，“总司令”（Comandante en Jefe）是法定的最高军衔，仅授予菲德尔一人，而原本作为营级主官衔的Comandante名称被源自苏军的“少校”（Mayor）取代。

上文可知，革命时代古巴起义军的最高军衔“司令”就是巴蒂斯塔时代古巴军队中营级主官的军衔。但是须知，巴蒂斯塔时代的古巴“宪政”军规模不大，等级却不少，“司令”之上还有中校和上校（团级主官军衔），上校之上还有“准副将”（Brigadier）、“准将”（General de Brigada）、“少将”（Mayor General）、“中将”（Teniente General）、“总上将”（General en Jefe）共五级。

那么，“司令”这个营级军衔是如何演化为起义军的统帅象征的？

本节简述古巴革命军早期的“司令”到底有多大。注意，下文中的所有“纵队”系按西语字面翻译；与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级“纵队”完全不同，西语中的军语“纵队”正常为旅级、下辖四到五个营，例如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国人民军22混成旅即原“佩雷纵队”，36混成旅即原“普拉达纵队”，46混成旅即原“乌里巴里纵队”，等等；在战争规模远小于西班牙内战的古巴，“纵队”一词被实际当成了营级单位使用。

1956年格拉玛号的登陆基本上是失败的，82人的革命军只有约12-20人陆续突围进入东部贫困的马埃斯特腊山脉会合，只够组织一两个班。但1957年3月中旬，马埃斯特腊山脉的革命军与七二六运动平原地区组织派来的第一增援部队（约50人）会师，获得了有生力量和补给。到5月底时，山区革命军已经拥有128人；到7月，革命军已经拥有200人，刚好一个缺编营，这时全军唯一拥有“司令”军衔的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他指挥着第一纵队（营级）和第一战线（何塞马蒂战线，“战线”高于纵队，可以理解为当时尚属虚拟的“旅级”单位）。

1957年7月17日，奉命保护和治疗7名重伤员的格瓦拉带着26人归队，菲德尔大喜过望，授予格瓦拉上尉军衔。就在那一天，菲德尔决定分出75人组建一个新营，为了虚张声势，这支只有两个满编排规模的新分队被称为“第四纵队”（La Cuarta Columna），编制为四个排，由格瓦拉指挥。格瓦拉因此在22日成为了古巴革命军中第二个获得“司令”军衔的人。这里提一句，四纵后期由他的副手巴尔德斯（Ramiro Valdés）接管，他也获得了“司令”军衔——记住这个名字。

到1958年12月围攻圣克拉拉时，格瓦拉仍是司令军衔，但他已经指挥着约400名游击队员。虽然这也不过是一个足额步兵营的编制，但这400人仅用5天就攻占了由装备10辆坦克和装甲列车的3900名政府军驻守的圣克拉拉城，近3000名政府军望风逃窜；随后巴蒂斯塔吓得逃离了古巴，首都卫戍部队不战而降，革命军几乎兵不血刃接管了哈瓦那。

回到1958年2月27日。根据菲德尔的命令，革命军组建第三纵队，由胡安·阿尔梅达指挥；组建第四纵队，由劳尔·卡斯特罗指挥，分别向东方和北方开辟新战线。这两人因此也成为了革命军中第三和第四个获得“司令”军衔的人。

劳尔的纵队在古巴最东端（东方省北部，今属奥尔金省）的水晶山脉开出了著名的“第二战线”，并在一个名叫Mayarí Arriba的小镇建立了古巴革命党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拥有完善的财政、司法、卫生、教育、公共工程部门、宣传部、土地局、劳工局和检察院.，铺设了数百公里电话线，创建了武装工人代表大会、武装农民代表大会、400多所学校，甚至建立了一支革命空军。

劳尔开辟的第二战线为革命打造了稳固的后方和财源，使巴蒂斯塔政府军控制的圣地亚哥成为孤城，对革命大局胜利和七二六运动共产主义者一脉确保对革命的主导权都产生了决定性意义。这个小镇所在的都会区在1976年被命名为“第二战线区”，至今一直是劳尔作为当选古巴全国人大代表的授权选区。

佩戴司令肩章（左）、帽徽（右）时的劳尔·卡斯特罗

由于宣传不足加上手下出了叛徒，阿尔梅达在古巴之外的名声远不如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兄弟，甚至不如在革命广场有画像的西恩富戈斯，但他实际上是古巴革命军的第四号大佬。他根据菲德尔1958年2月27日分兵命令指挥的革命军第三纵队，后来发展成东方第三战线，下辖第三、第九、第十这三个纵队，协助劳尔的第二战线对圣地亚哥形成了合围。

这其中，除阿尔梅达自己指挥的第三纵队外，指挥第九纵队的休伯·马托斯和第十纵队的勒内·德·洛斯·桑托斯也都获得了“司令”军衔。不过马托斯和摩根一样有反共倾向，曾向桑托斯提议九、十两个纵队应该合兵一处、抵制阿尔梅达的领导，被桑托斯拒绝；马托斯后来还在自己的辖区里抵制土改，最后被革命政府判了二十年，出狱后移居迈阿密成为反古共人士，2014年病逝。桑托斯后来奉命接管旧古巴的秘密警察系统，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拉美传奇地下机构——古巴国家安全部（DSE）的缔造者。

在帽子上佩戴一颗金星司令军衔的马托斯（左）；在肩袢上佩戴司令军衔的青年阿梅尔达和菲德尔（右），注意两人肩袢样式不同，阿梅尔达的司令金星缺了规定的红黑底

最后介绍一下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与格瓦拉并列、由于牛仔帽和大胡子经常被误认为“伊朗人”、卡斯特罗甚至所谓“圣马克思”的卡米略·西恩富戈斯。

佩戴司令肩章的西恩富戈斯（左）、革命广场东北角通信部大楼的西恩富戈斯塑像（右）。在西恩富戈斯生前的一次演说中，菲德尔在台下插嘴道：“我做得好吗，卡米略？”西恩富戈斯大声答道：“你做得很好，菲德尔！”塑像右下侧的文字就是这句话。

西恩富戈斯在西语中意为“一百团烈火”（Cienfuegos），这个名字很好地诠释了他的性格——热情似火、快乐、坦率、富有幽默感（古巴西语中甚至因他产生了一个词“卡米略风格的笑话”Camiladas），在革命中像一团四处撒下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种。

1953年，年仅21岁的西恩富戈斯为了给家人寻求经济机会和生活保障移居美国，一年后因参加了反对古巴国内巴蒂斯塔暴政的抗议活动，被一贯支持拉美各种独裁政权的美国当局抓获并遣返回古巴，但很快就逃脱，再次逃亡到美国。

原本他可能就此定居纽约，成为一名普通的、那个年代很常见且无可指摘的美籍古巴人，但他在纽约听说卡斯特罗正在墨西哥招兵买马，于是抛弃美国居留许可前往墨西哥，不请自来地加入了七二六运动，成为随格拉玛号登陆并成功进入马埃斯特腊山的12个人之一。

起初西恩富戈斯只是菲德尔亲自指挥的第一纵队里的普通一兵，但他作战勇猛，多次负伤，因此在1957年12月被提为上尉，率一个排28人进军巴亚莫（就是古巴国歌《巴亚莫人之歌》的那个地方）。

1958年1月，格瓦拉写信给菲德尔，说：“卡米略简直无所不能（原文‘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一头狮子’）。现在他就是我信心的源泉！”

从何塞马蒂纪念碑向北眺望哈瓦那革命广场，西侧为格瓦拉，东侧为西恩富戈斯。

1958年4月16日，西恩富戈斯受命指挥新建的第二纵队——前面已经指出，1957年为了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革命军的第二个纵队被称为“第四纵队”。之前一直空置的“第二纵队”实际上已是革命军建立的第九个纵队，卡斯特罗很有诚意地填掉了这个坑——他也因此获得革命军的第十个实职司令军衔。比他更早的几个人包括1958年2月指挥第六纵队的埃菲格尼奥·阿梅杰拉斯，后来成为古巴国家革命警察的开创者；以及4月指挥第19纵队的贝拉米诺·卡斯蒂利亚等，这些人后来皆善终。

1958年12月，卡米略·西恩富戈斯率领约300人攻占了通向哈瓦那的必经之地——亚瓜杰兵营，击败精锐守军350人，获得绰号“亚瓜杰英雄”。革命政府成立后，西恩富戈斯任哈瓦那省陆海空军总司令、革命军总参谋长，一直保持着“司令”军衔，直到1959年10月28日在乘飞机视察时在海上意外失踪。

这一天接近北美万圣节和中美洲的亡灵节，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逐渐形成了在10月底以鲜花撒海（或其他水面）纪念这位英雄的民间传统，他的名言“你做得很好，菲德尔”也一直广为流传。不过需要指出，西恩富戈斯省和西恩富戈斯市的名字在古巴以外常被误认为纪念他，其实它们是原西班牙殖民军大都督何塞·西恩富戈斯在1829年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