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2023年9月，英国国王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国问题专家凯瑞·布朗（Kerry Brown）出版专著《包含中国的世界：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后的世界政治》（China Incorporated：The Politics of a World Where China is Number One）一书。该书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是否准备好接受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为什么允许中国“做自己”对西方以及全世界而言是最佳选项。近日，布朗在访谈中介绍了他的新书，并探讨了西方在接纳中国上面临的障碍以及西方为什么要改变与中国打交道的观念。布朗认为，共存会让世界变得比现在更好。本文为采访内容。

【文/凯瑞·布朗 翻译/李旭】

图源：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

Q：您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包含中国的世界：中国成为第一后的世界政治》。此书的书名让我们想起了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的《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当然，日本从未成为过第一。当您选择这个书名时，您是基于什么来思考中国未来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尤其是中国也面临挑战？

凯瑞·布朗：我认为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否真的会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经济方面）。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计算方式，因此有人说，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已经是第一了。然而，就经济的总体规模而言，中国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赶上。

我更感兴趣的是，假设中国真的成功成为了第一，那么世界其他国家会采取什么态度。在我看来，过去几年的一个怪现象在于，人们对中国可能崛起的恐慌情绪不断升温。这一点尤其令人费解，因为按人均计算，中国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发展。我真的十分困惑，为什么对许多人来说，世界上出现一个更加富裕、更加繁荣的中国会成为一个如此严峻的问题。

我认为，当今中国与西方之间关系紧张的核心原因之一，是西方（我指的是欧洲、北美及其盟友）对自身制度缺乏信心，而不是担心中国的情况如何以及中国可能会做些什么。

我记得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我与伦敦金融城的一些人士交谈时，他们对我说，英国不应该害怕中国公司来英国投资或经营，因为他们需要遵守我们的规则以及法规。但如今，这种信心似乎已经消失了。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极力声称中国的海外投资都是出于某种邪恶的意图，旨在影响并改变外部世界。还有一些人声称这些活动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导向性。

在我的书中，我试图认真分析这些说法的含义。我发现了两个特别的问题。其一是为什么我们丧失了2000年初时对西方制度的信心，其二是为什么现在的我们会认为自己如此脆弱，以至于中国的投资不再被视为经济或金融事务，而是被视为承载着更深层、更令人不安的因素。证据何在？

我可以理解，任何一种投资，无论投资方是谁，其目的都是利己的，都是为了给投资者带来利益。但如果超出一定的范围，声称中国的投资怀揣着更大的野心，似乎就很难让人真正信服了。这让我意识到，问题也许并不在于中国在做什么，而是在于外界是如何回应这些行为的。毕竟，这是一条双行道，永远只关注其中的一边显然是错误的。

凯瑞·布朗：《包含中国的世界：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后的世界政治》

Q：您已经研究中国几十年了，不知您是否能告诉读者，在您看来，中国与西方有何不同？这种不同是否有利于全球的和平与繁荣，还是说中国应该解决这种不同，加入西方俱乐部？

凯瑞·布朗：我认为，长期以来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主要问题就是因为双方存在的差异，这至少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或更早的早期启蒙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明清两代的耶稣会士开始将中国的风土人情与信仰等资料传回欧洲。如何看待一个基本哲学观念与世界观如此不同，历史发展也与自己相差很大的地方，是先前欧洲人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开始，这一问题并不带有什么倾向性。这不是一个究竟该拥抱中国还是谴责中国的问题，而是该如何理解中国的问题。早期来到中国的观察者对这个古老的文明感到相当震撼，同时也震惊于中国拥有数千年的文字记载传统这一事实。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根本不存在这种连续性。

如今，经过几个世纪的相互接触与影响，我认为我们应该已经认识到，试图改变对方，让对方更加符合我们立场的做法从来都没有真正奏效过。我们需要做的是找到一个双方均可接受彼此的状态。

我认为，至少对欧洲人来说，这是有可能的。我们拥有多元的价值观。我们想要多样性，想要一个不同的人都可以和平共处的世界。也许对美国人来说，这有点困难。在研究英国对华关系史时（我的相关著作将于明年出版），我深有感触，在清末，美国的在华传教士要比英国的传教士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在20世纪初，美国人对于中国没有按照自己预期的方式进行改革感到非常失望。这种失望情绪在1949年达到了顶峰。

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与不同的理念和平相处，接受彼此的不同，而不是把对方改造为我们希望的样子。这并不容易，但却是基于现实的。根据我的经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现实主义通常更为有效。

Q：您支持一个多极世界秩序，在其中，西方与中国共享空间，接受中国的不同之处，并与中国合作应对一些共同的挑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似乎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您为什么认为这是最佳的解决方案？西方接纳中国的障碍是什么？

凯瑞·布朗：我认为最好的情况就是人们的心态能发生变化，进而超越目前经常出现的、相当具有局限性的二元对立局面。几十年来，英美许多政治家——例如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英国前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James Cleverley）——都曾说过，我们不能用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来概括我们与中国的关系。这太复杂了！然而，在当下的大量公开讨论中，我们一直都在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展开辩论，似乎这其中只存在好与坏，而没有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选项。使用“邪恶”这样一个带有道德谴责与摩尼教式信仰的术语来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用前牛顿时代的物理学来描述量子力学一样！

在新的世界里，我们需要换一种思维方式，至少作为西方人，我们要接受这样一个新的现实：不仅是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南半球其他地区的人们都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繁荣水平，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与当下不同的世界秩序来适应这一巨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我们还是在用前牛顿时代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当下量子时代的问题！难怪我们会有如此多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