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其统治者始终不热衷于远洋贸易，但如今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非常之高，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大约80%。过去，能达到这样高比例的国家，要么是像比利时、荷兰或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要么是主要依赖于一两种关键资源的出口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或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一些东南亚的殖民地。即使是我们认为对外开放程度非常高的大国，如英国和日本，其贸易占GDP的比重也无非在20%以下。

但是，在中国的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绝大部分仍然来自东亚和东南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人的大量移民，华人移民遍布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中国引进的外资首先来自于香港(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是中国国内的资本，只是绕道境外重新进入中国），其次是来自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和韩国(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最近几年东亚地区再度团结的一个方面，从过去的历史来看，影响力的传播是从中国大陆和日本流向诸如韩国和台湾这样的地区，但不会出现方向相反的文化传播。如今，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流行文化已经在上海或东京大行其道)。

与此同时，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迅速崛起与其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的缓慢进步形成鲜明的对比。从文化的角度打动目标客户的人心要比让产品满足顾客的实际“需求”更重要(本书的案例中讲述了土豆的缓慢传播和可口可乐的迅速流行，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带来的利润空间远远大于简单的产品制造。

有一些初步的证据表明，那些原本针对本国市场的中国企业，比向国外销售大部分产品的中国企业更容易在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方面上手。这和当年日本企业的经验颇为相似，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其实具有巨大的潜力，它们应该一方面尽可能在全球范围内掌握较新的技术，同时要发挥自己对本土知识的了解，以便完成甚至推广这一必需的转变。

当然，我们的主要意图不是为了借古讽今。我们主要想说明，研究历史可以从多种视角出发。

本书的有些章节讲述的某种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比如白银、橡胶、花生、烟草等，我们试图解释它们是如何传播，并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体系中是如何演变的。另一些章节试图讨论一些在全球贸易中令人们非常困惑的话题：我如何才能确保我在海外的代理商能够如实执行我的指示？如果一个地方有潜在的盈利机会，但是其解决冲突的体制却令我无法信任，我该如何是好？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一直困惑着人们。

我们还试图挑战现有的迷思，有的社会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总是”按照一种方式行为，一些大家普遍接受的规则，其起源也并非是如今人们习惯所认为的。我们研究了不同的职业的形成或不同的网络体系的演变：印度洋上的波斯金融家、东南亚的福建企业家等。

本书还有一些内容是关于一些常被忽视的创新或奇怪的癖好是如何改变历史潮流的：为什么仓储业的改变会使得在北美洲定居变得有利可图；季风是如何帮助从南海到东非的贸易的；为什么让蚕推迟三个月孵化(这样养蚕就可以和农忙时间错开)的创新对明治时期的日本工业化十分重要等等。

通过提供观察全球经济增长的多重视角，我们希望能够让过去的一些看似奇怪的事情更加容易被人理解：为什么并不愚蠢的人们会找不到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为什么人们会那么相信对我们来说是完全荒唐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想让一些大家习以为常的事物显得更加新奇：那些时常被认为是符合逻辑甚至是自然发生的现代社会的惯例或关系，其实很容易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现在亦然。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的世界有着前所未有的物质繁荣，但是也有着前所未有的收入不平等，暴力依然充斥着这个世界，而且人与人的联系、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过去更加脆弱。

贸易打造的世界是浑然一体的，我们的存在和我们的思维都无法置身其外，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我们想要使得全球贸易能为更多人的福祉服务，我们会更加迫切地需要从外部审视这一世界。在这一背景之下，我们将提供来自其他时间和地域的多重视角。

（本文系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汉学家彭慕兰为其与史蒂文·托皮克合著《贸易打造的世界》中文版所作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