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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商转向为国内生产难以做到吗？

但是，读者对上述讨论有可能会提出两个质疑：

第一个是将原先净出口品占用的资源转产为国内适销对路的产品并非易事。

确实，笔者在本书中也感叹转型之难。然而，这种生产调整的技术问题不应被夸大，笔者希望读者能从格力电器在新冠疫情刚刚暴发之时就新建生产线生产从未涉足过的口罩这个事例得到启发。

实际上，转型之难的关键在于思想和理论认识的问题：人们特别是一些政策制定者已经习惯于以小店主的思维模式维护出口商和某些省份的短期利益与既得利益，而无法理解“进口是收益，而出口是损失”在国民净福利上的宏观经济效应。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决策者和广大经济工作者深刻认识贸易顺差战略为什么不利于国家整体利益是转型成功的基本条件。

例如，在我国，净出口也就是贸易顺差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低估人民币汇率和出口退税等鼓励出口政策的结果。人民币汇率低估导致了我国出口产品的贱卖和进口产品价格的提高，大规模的出口退税通过我国巨额财政支出补贴了外国消费者，加剧了内需的不足。

例如，2017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总额为28700亿元人民币，而该年出口退税金额就高达13870亿元，出口退税金额几近占到对外贸易顺差的50%。如果取消每年如此高额的出口退税，并在国内实施同等金额的销售税减税，就会大幅度降低贸易顺差并使贱卖到国外的产品绝大部分在国内销售出去。

这就是笔者在过去的十多年一直提倡逐渐取消出口退税的目的：推动出口商渐进地转向为国内生产。目前，我国所有出口品在国内实际上都不需要缴税，而面向内需的企业却享受不到这种优惠，这在世界经济史上和当代世界各国都是绝无仅有的。为了实施国内大循环，逐渐取消出口退税并降低消费税的问题就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疫情期间，不少国内企业转向生产防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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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有效需求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卖给谁？

读者对上述讨论有可能提出的第二个质疑则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正是因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这些产品才“不得不”通过外需加以消化，如果将原先净出口品占用的资源转向为国内生产，那么，在国内有效需求本来就不足的情况下，难道生产过剩不会更加严重吗？过剩产品还能卖给谁呢？

假定直接将其赠送给当时全国2.2亿的农民工，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2010年最新数据，笔者按实际价值计算出了扩大内需的实际效应：它在该年将使每位农民工直接增加28%的收入！

当然，用于出口的相当一部分产品不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嗜好。笔者在过去的论文中，之所以使用这种具有直观效应的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通过采取渐进取消出口退税和增加财政赤字等措施解决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对推进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现在，笔者针对新冠疫情导致我国因对外贸易急剧萎缩而出现的大量产能过剩问题，再次讨论在将这些过剩产能转向为国内生产时“产品卖给谁”的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我国的贸易顺差是国内居民消费不足和企业部门投资不足所导致的，是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的产物，从而使净出口产品所代表的实际经济资源在国内得不到“就业”（凯恩斯广义的就业概念），所以采取了通过国外需求消化这些实际经济资源所生产出来的过剩产品（净出口产品）的做法，而前述人民币汇率定值过低和出口退税则更加强化了国内的有效需求不足。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这些实际经济资源不再转化为输送到国外的净出口品，除了采取渐进提高人民币汇率定值并逐步取消出口退税措施外，政府还需要通过增加财政开支提供基础货币供给（现金和准备金），以使居民和企业能够购买下这些实际经济资源转产国内适销对路的产品，确保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与生产能力相一致。

如此，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即“产品卖给谁”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在比贸易顺差情况下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解决了净出口时的通货膨胀问题，而其基础货币供给量正好等于因净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币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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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赤字是恶魔吗？

“基础货币供给量正好等于因净出口而提供的人民币数量”是什么含义？

这就需要先从主权货币的性质谈起：一个主权国家如果不发行其货币，其国民就没有可用于交税的货币。主权政府通过财政开支发行主权货币并通过税收回笼其货币，这是现代货币体系运行的基本事实。

显而易见，在封闭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税收等于其财政开支，国内私人部门就不可能有净盈余（净货币收入）；只有在财政开支大于税收即赤字开支的情况下，国内私人部门才能有净盈余，即“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盈余”，也就是“财政赤字+私人部门的净盈余=0”。正是所谓的赤字开支在提供基础货币供给，并转化为私人部门的净盈余，因此，财政赤字是经济发展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