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独裁国家，当权者面临直接问责的机会极少，因此抗议往往是孤立的直接行动；但是在民主制度的国家，抗议往往更具有象征意义。正如罗伯逊所说：“介于两种情况之间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有效沟通，民众有动机寄希望于抗议，目的是影响具体决策和提高参与度。因此，中等程度的开放与最强烈的抗议相关。我们可能认为在威权政体中抗议水平较低，在民主政体中抗议水平较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混合政体中抗议水平最高，混合政体提供了与政治组织沟通的机会，但是民众对政治制度仍感觉非常失望。”再考虑到人口因素，我们应该会从拥有青年膨胀人口的中等开放政体中看到最强烈的抗议。你如果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冲突寻找线索，不妨就从人口因素开始吧。

有些年轻人是在特权环境中长大的，有些年轻人是在贫困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他们有些经历是共同的，因此我们不妨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去考察青年问题。在不同的国家，成年的标志大致相似：找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拥有自己的住房和家庭，不再依靠父母；具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年轻人如果发现其中任何一方面的机会越来越少甚至彻底丧失时，就会引发政治、经济或社会变革。例如，新加坡虽然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它对住房却有着严格的限制。几年前我去新加坡实地考察时采访过那里的年轻人，他们一次次痛苦地表示自己没有能力搬出父母的房子。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约会太尴尬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新加坡男性初婚的平均年龄为30.2岁，女性为28.5岁，生育率只有1.21%。

关于代际的看法也非常有用。美国投票年龄之所以变化，是因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青年人为了反对战争和争取公民权利进行过示威游行，但是美国并非唯一一个经历这种变化的国家。1968年，法国大学生举行了抗议和示威活动，要求对大学体系进行改革。他们认为大学体系僵化、不够完善，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大学生群体的需求。此前10年，法国的大学生数量从17万增长到50多万，仅巴黎就有13万人之多。青年工人、失业工人、煤矿工人、公共交通系统工人、天然气和发电厂工人、造船厂工人、邮政服务人员，甚至来自财政部等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都加入了这一行列。1968年5月18日至19日，超过200万名工人举行了罢工，4天内罢工人数增加到900万。1968年发生的事件揭示了人生阶段和历史时期会在多大程度上带来政治影响。有很多年轻人是战后的婴儿潮一代，但是还有更多的原因。

正如作家马克·科兰斯基所描述的那样：“1968年的独特之处在于，人们造反的原因并不相同，他们的共同之处仅仅是造反的欲望、造反的思路、与现有秩序的疏离感，以及对任何形式的威权主义的深切厌恶。”科兰斯基接着列举了1968年掀起这场革命风暴、引发全球动荡的四个因素，其中的三个因素分别是民权运动扩散、越南战争引起广泛抗议以及电视的发明。第四个因素则体现了人口统计的特征：“这一代人自我感觉非常不同，怀有强烈的疏离感，拒绝一切形式的权威。”在一些国家，这一代人的数量也更加庞大。如图1-4所示，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进入了成年阶段。

我们今天在考察青年和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时，可以运用一些关于政治制度的理论。虽然抗议和参政是一种民主程序，但是相对于其他年龄段，青年比例较高的国家实现民主的机会非常渺茫。诺亚·布里克和马克·弗利发现在“阿拉伯之春”中，叙利亚、埃及和突尼斯的青年风险因子都比较高。其中，叙利亚的青年风险因子最高。青年风险因子覆盖的是劳动年龄人口中17-26岁的人群。突尼斯的冲突风险已经下降，因为自“阿拉伯之春”以来，达到劳动年龄的青年群体规模比以前要小；叙利亚的冲突风险则在增加，因为每一个达到劳动年龄的群体都大于之前的群体。

理查德·钦科塔经过研究发现，在一个年龄结构非常年轻的国家，如果年青成年人的比例下降到0.4左右(大约相当于年龄中位数29.5岁)，它就有一半的机会发展为更加开放的国家。根据钦科塔的研究，如果年龄中位数为25岁或低于25岁，在美国机构评级为“自由”的国家中，几乎没有几个能维持10年以上。如果年龄中位数为15岁，只有大约8%的国家有机会被评为“自由”;如果年龄中位数超过25岁，概率超过30%;如果年龄中位数为35岁，概率上升到75%;而那些年龄中位数达到45岁的国家则有90%的机会。你可能已经意识到存在例外情况———年龄中位数上升并不意味着向西方民主政治的自然过渡。

有些例外情况出现在人口非常年轻的国家，这些国家的“自由”评级甚至维持了超过10年，其中包括马里共和国(12年)、贝宁(27年)和加纳(20年)。那些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仍保留独裁政体的国家排除在外。钦科塔和同事约翰·多塞斯发现：“青年人口膨胀逐渐消失似乎能引起改变，但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军事政变后的‘临时政权’、弱势的个人独裁政权或某些民主政体中。”独裁政权面临的政治对手最少，到目前为止几乎不受影响。尽管有必要对年龄结构和政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更多研究，但是我们几乎可以得出结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中年及以上年龄结构的国家将会出现更多不同的政体类型。

然而，在这类国家中，年龄中位数在25岁或25岁以下的国家数量正在减少，将从2015年的78个减少到2035年的50个。特别是巴基斯坦、埃及、约旦、叙利亚、海地和南非，如果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它们将在未来15年内掉出该类别。尽管出生率有所下降，但是到2035年，巴基斯坦人口将增加39%，埃及人口将增加37%，海地人口将增加27%，这种现象被称为人口惯性。也就是说，由于生育群体规模大，即使总和生育率下降，人口总量仍然会保持增长。但是在年轻人比例不断下降的国家，也很少会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

对这些地区的国家来说，一方面，青年易于制造麻烦、煽动冲突，力求通过重大变革来改变现状；另一方面，青年是革新者，是争取权利和进步的驱动力量。地位决定立场。对于独裁的当权者来说，青年就像一群需要被压制的蚂蚁。但是，如果是受压迫者或被剥夺权利者，青年就更像希望，担负使命引领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阅读文献资料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特别是青年男性，对社会来说是一种不稳定因素。但如果认为这部分人都存在问题，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大批青年为社会所做的积极贡献排除在讨论之外。因此，对这些地区的国家来说，合理的政策目标应该是关注青年的机会，这里主要是指工作机会。

有时候，问题明明是不作为，结果却将人口统计当作借口。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微软前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等人都指出过，非洲的人口高增长率与这片大陆的贫困和人口迁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针对这个问题，有人批评说：“青年膨胀理论是西方国家有关人士及其伙伴政权，对高失业率或社会冲突的一种简单化解释，因为它将这些问题归因于人口统计，而不是数十年来失败的经济政策。”不要责怪青年，应该把重点放在腐败、低效的体制和法治薄弱等因素上。这些问题是治理不善的标志，意味着非洲许多国家的商业投资环境不利，而且它们在这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用溢美之词重新诠释青年膨胀也存在问题。在非洲，整个大陆都极力将青年膨胀重新定义为人口红利(见第六章)，并关注青年人对建设非洲经济能够做出的积极贡献。这么做的动机是利用所能拥抱的一切条件。一些学者认为这种重新诠释可能会导致人们对青年膨胀抱有不切实际的看法，不再将注意力放在急需解决的节制生育问题上。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讨论。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向成年的过渡可能都非常困难。甚至在一些年龄结构较大的国家，青年都在寻求独立，却没有机会实现独立，因此他们经历和表达的不满要超过社会上的其他年龄群体。哪怕是在富裕国家，青年的生活也会受到是否拥有政治和经济机遇的影响。当一个国家经历了人口转变，而且青年的数量远远超过老年人时会发生什么呢？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态会有什么不同？为了考察生育率下降的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的国家的未来走向，我们现在转向另一个极端：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

（本文来自珍妮弗·D·朔巴《80亿人口——生育、死亡和移民如何塑造世界》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