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是指那些呈现典型的“金字塔”形状、拥有大量青少年群体的年龄结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年龄结构会带来一系列挑战，但是儿童很少走上街头抗议。上街公开表达想法的是那些即将步入成年、发现成功前景渺茫或期望未实现的年轻人。正因为如此，青年膨胀型年龄结构才会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一个真正出现青年人口膨胀的国家，比如2011年的突尼斯，年龄更大或更小的群体占比相对更少，这一点从图1-2中可以看出。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是15-29岁的年轻人，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都日益活跃。对这个年龄群进行分析很有意义，哪怕就像年轻型人口年龄结构一样，实际上并不存在青年膨胀。如果青年群体庞大，特别是当这个群体大于中年群体时，我们更有可能看到引发内乱的潜在动机或机会。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每年加入劳动大军的人数都在增长，那么就必须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否则失业率将会飙升。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也不接受教育，靠什么打发时间呢？

人们根据突尼斯发生的事情创造了两个重要概念：相对剥夺感和机会成本。突尼斯的年轻人不如上一代过得好，这意味着他们对生活的期望没有实现，因此他们有反抗的动机。但是，犯罪题材的电视节目告诉我们，动机只是一部分原因，机会是另一部分原因。在突尼斯，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工作机会极少，因此拿起武器的机会成本很低。我们可以看到动机和机会结合起来，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与人口年龄结构发生相互作用。其实，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类似的情况就戏剧般地出现过，只不过背景截然不同。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年轻的成年人在德国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每年都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进入劳动力市场(如图1-3膨胀部分所示)。这些年轻人没有工作，对未来不抱希望，因此他们希望有人能做出郑重承诺满足自己的心愿。他们符合引发暴力冲突的人口年龄结构，而且既有动机也有机会。1930年，面对经济萧条，超过18%的选民将选票投给了纳粹党，结果纳粹党以107个议会席位获胜，成为德国第二大政党。希特勒曾经承诺要恢复德国的荣耀，这一承诺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共鸣，对前途渺茫的年轻人更有吸引力。

从人口统计角度而言，局面真可谓糟糕透顶：工人数量达到峰值，经济却一片萧条。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不需要像突尼斯的青年那样通过反对国家来实现变革———国家本身承诺要进行变革。反对现状的机会成本很低，因此他们把赌注押在了独裁者希特勒身上，希望他的承诺能带领他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上还出现过青年在政权更迭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例子。在本章最后，我将总结伊朗的问题，甚至可以从人口统计的角度来审视1979年伊朗爆发的伊斯兰革命。1975年，也就是革命前4年，15-24岁的年轻人有660万，占15-64岁成年人口的37.7%。尽管每年都有大量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伊朗前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却没有雇佣年轻人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将重点放在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果导致数百万人失业。

巴列维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但这些土地面积根本无法满足耕种的需求，而且由于农村生育率很高，个人谋生的机会越来越少。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也是一个经典难题：土地没有增加，人口却越来越多。1977年研究人员埃里克·胡格伦德的田野调查显示，除了那些住在离城市很近、方便通勤的村民，65%-90%的农村年轻人都离开家乡去了城市。大多数人在15岁或16岁时就离开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人逐年增加，到了1979年，迁往城市的15-19岁人口每年增长3%。与此同时，在国王的统治下，伊朗25%的收入用在了武器装备上，而不是建设经济。庞大的城市青年群体带来了人口压力，再加上他们无法就业，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抗议演变成了革命。当年12月，伊朗国王下台，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正式成为最高领袖。人口结构加上动机和机会，终于引发了政治暴力。

无论青年人是参加抗议活动还是发动叛乱，经济动机并非背后唯一的驱动力。在很多情况下，在政治上遭到排斥或者被掌权的老一辈忽视的感觉，以及改变现状的想法，都会导致大规模的青年动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就是由一个高中毕业的青年刺杀者点燃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是“青年波斯尼亚”的一名革命者，他希望遥远的塞尔维亚资产阶级采取行动对抗奥地利以赢得独立。

这些例子都与暴力有关，但是当年轻人感到被排斥时，暴力反抗并非唯一可能的结果。有时，他们能够不借助武力，而是通过现有的组织机构来推动变革。例如，许多国家的年轻人在历史上曾多次成功地迫使政府降低投票年龄。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18-21岁的年轻人被征召参加越南战争，成千上万的人因此丧生。但是，他们这个年龄可以上战场，却没资格参加投票，他们感到强烈不满。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普遍的疏离感，而且对性别、种族和社会现状感到愤怒，因此活动人士要求国会将投票年龄从21岁降到18岁。1971年，他们如愿以偿。2018年5月，尼日利亚青年成功地将担任总统的最低年龄从40岁降到35岁，将尼日利亚众议院的任职年龄从30岁降到25岁。鉴于尼日利亚的年龄中位数只有18岁，这些变化让相当一部分尼日利亚人拥有了被选举权。这次运动的口号是“让年轻人参加竞选!”。青年在21世纪初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塞尔维亚的政治动荡中也是主力。

我们现在就像社会学家一样，使用动机和机会这两个概念来思考问题。在上述案例中，引发抗议或动荡的并不单单是人口年龄结构。为了加深我们对环境作用的认识，我们可以引入另一个社会科学概念：政治体制或那些协调、代表民众利益的机构和体系，其中包括投票规则或者与决策者沟通。由于政治体制不同，相同的人口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正如美国一位政治学家格雷姆·B。罗伯逊描述的那样，即使一个国家民众的权利受到了侵害，如果能够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的沟通，他们就几乎没有抗议的动机。如果能让决策者了解民众的关切，民众就不必走上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