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万·克拉斯特耶夫】

希腊前财政部长乔治·帕帕康斯坦丁努（George Papaconstantinou）在他的回忆录中忿忿不平地写道：

“在我自己的国家，我是不受欢迎的人，许多人因为我们所处的危机和他们个人的困难而指责我。而我不过是那个当音乐散尽，打开灯并告诉大家派对结束的人。……因此，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一种特殊的‘软禁’之中，显然我已经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

帕帕康斯坦丁努不和几十年来肆意掠夺国家的腐败政客同流合污。他不是一个把政治权力转化为金钱的超级富豪，也不是20世纪统治希腊的精英政治家族的一员。他只不过是欧洲精英政治家的一个典范，出身于普通家庭，受过良好教育，在希腊社会的等级阶梯上不断攀登。他之所以被邀请加入乔治·帕潘德里欧的政府，并不是因为他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的能力和正直。结果，他却成了希腊最遭人憎恨的人之一。

今天的世界十分复杂，因此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更加需要帕帕康斯坦丁努和其他来自欧洲大陆的精英奋斗者的专业知识和专业精神，但是为什么他们会遭到人们的憎恨呢？为什么那些为了把孩子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而努力工作的人拒绝相信从这些大学毕业的人呢？正如支持英国脱欧的政治人士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所说，人们“已经受够了专家”，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

《欧洲的黄昏》作者伊万·克拉斯特耶夫与原版封面

如今，从欧盟的民主赤字或其世界性组成的角度来讨论欧盟危机已成为一种时尚。但真正的核心问题是精英主义社会愿景的危机。这一点在对贤能精英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是否有可能拥有在国内外都合法的精英，这是欧洲一体化方案的关键问题。我们需要理解为什么精英人士虽然远非最富有或最腐败的人，却会如此不受信任。

显然，精英政治——一种将最有才华和能力的人置于领导地位的体制——比富豪政治、老人政治、贵族政治，甚至可能还有民主政治（多数人的统治）都更加可取。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场完全与这种社会愿景背道而驰的不信任投票。

欧洲的贤能精英之所以被憎恨，并不仅仅是因为愤怒的民粹主义者偏执的愚蠢，或是普通人的困惑。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Michael Young）在20 世纪中叶创造了“贤能政治”这个词，他不会对事态的转变感到惊讶。他最早指出，尽管“贤能政治”对大多数人来说听起来不错，但一个实行贤能政治的社会将是一场灾难。它将创造一个由自私傲慢的成功者和愤怒绝望的失败者组成的社会。这将不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根据成就的差异来证明不平等是合理的社会。他明白，贤能政治的胜利将导致政治共同体的丧失。

当分析人士回顾英国脱欧公投时，他们往往一致认为，决定公投结果的是一个关键的自下而上的驱动因素，即“选民的结构和态度发生了缓慢但无情的转变，中产阶级和持社会自由主义观点的大学毕业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在20 世纪60 年代，英国有工作的人有一半以上从事体力劳动，只有不到10% 的选民拥有大学文凭。到了21 世纪初，工人阶级的人数已经减少到就业选民的五分之一左右，而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是大学毕业生。突然之间，没有人真正对工人阶级感兴趣了。

建筑工人戴着口罩在英国曼彻斯特一处工地上忙碌。新华社发（乔恩·休珀摄）

当然，蓝领工人并没有失去他们的政治重要性，但他们开始被分析人士视为研究意义有限的群体。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他们倾向于自由主义，这就造成了他们和剩余的工人阶级之间的文化鸿沟。

移民问题是这两种英国人发生冲突的阵地之一。一个世纪前，进步人士希望教育成为创造更多社会凝聚力的工具，但今天教育却成了导致社会分裂的原因。

让贤能精英如此令人难以忍受（尤其是在那些在社会经济竞争中无法胜出的人心中）的，与其说他们的学历，不如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坚持认为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努力，更有资格，通过了别人没有通过的考试。

在欧洲，贤能精英是一种唯利是图的精英，其成员的行事方式与在欧洲大陆最成功的俱乐部之间转来转去的足球明星很相似。他们完全符合前面提到的大卫·古德哈特对“从任何地方看世界的人”的定义。成功的荷兰银行家搬到了伦敦，能干的德国官僚们前往布鲁塞尔。就像足球俱乐部一样，欧洲的机构和银行花了大量的钱来招揽最好的“球员”。

但是，当这些球队开始输球或经济放缓时，他们的球迷很快就会抛弃他们。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共同庆祝胜利外，这些“球员”和他们的粉丝之间没有任何人情关系。他们不是来自同一个地方，也没有共同的朋友或共同的记忆。

许多球员甚至不属于他们的球队所在的国家。你可以钦佩那些被雇佣的“明星”，但你没有理由为他们感到遗憾。在贤能精英的眼中，他们在国外的成功就是他们才能的证明。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流动性正是不应信任他们的理由。

人们之所以会对他们的领导者产生信任，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勇气和承诺，还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危机时刻，他们的领导人会蹲下来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奔向最近的紧急出口。吊诡的是，让人们对这些贤能精英如此充满怀疑的，正是他们的“可转换能力”，也就是说他们同样适合在保加利亚或孟加拉国经营一家银行，或同样适合在雅典或东京教书。

人们担心，在困难时期，贤能精英们会选择扬长而去，而不是共同分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贤能精英与拥有土地的贵族精英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专注于自己的地产，即使想离开也无法带走自己的地产。

他们还与前苏东的精英形成对比，后者总是拥有更好的商品、更好的医疗保健和更好的教育，但是不能随便离开，而相对而言，普通人要想移民反而更加容易。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指出，前苏东的精英是“没有出口”的精英，而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时代的贤能精英则是“没有忠诚”的精英。

传统的贵族精英们有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并被培养来履行这些义务和责任。城堡墙上祖祖辈辈的画像凝视着他们，这些先辈们也曾履行过同样的职责，这意味着他们对待这些职责非常认真。

《唐顿庄园》片段

例如，在英国，来自上层阶级的年轻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比例大于下层阶级的比例。相比之下，新的精英阶层接受的训练是如何管理，而不是作出牺牲。他们的孩子从未在任何战争中阵亡（甚至没有参战）。新精英阶层的性质和可转换性使他们实际上独立于自己的国家。他们不依赖本国的教育体系（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或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他们能负担得起更好的医院）。他们失去了共享所在社会的激情的能力。

人们认为精英阶层的这种独立性是公民权力的丧失。贤能精英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但他们的网络是横向的。保加利亚索非亚的著名经济学家与他在瑞典的同事们非常熟悉，但他对那些在技术官僚考试中失败的同胞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他非常怀疑自己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忠诚——对种族、宗教或社会团体的无条件忠诚——是欧洲新民粹主义吸引力的核心。民粹主义者承诺人们不会仅仅根据他们的贤能来评判他们。即使不能承诺公正，他们至少可以承诺团结。

贤能精英们把社会想象成一所学校，一边是争取奖学金的优等生，一边是街头斗殴的辍学者，而民粹主义者认可这样一种愿景：社会是一个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支持，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值得拥有这种支持，还因为每个人都有共同之处。

民粹主义挑战的核心是关于精英的本性和义务的斗争。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今天民粹主义领导人对产业国有化不感兴趣，而是承诺将精英阶层国有化。他们不承诺拯救人们，而是承诺要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承诺重新建立被全球化所消除的国家和意识形态限制。他们称赞那些不会说外语的人，那些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去的人。简而言之，民粹主义者向选民承诺的不是能力，而是亲密。他们承诺重新建立精英阶层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在今天的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这一承诺很有吸引力。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在一个贤能政治的社会中成为失败者，并不像在一个公开不公正的社会中成为失败者那样痛苦。他表达了很多自由主义者的心声。在他的观念中，游戏的公平性会让人们接受失败。今天看来，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可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