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智库的“外交关系协会”

以“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为例，这个通常被视为智库的组织，事实上远不止是单纯意义上的智库那么简单。

2015年，美国学者劳伦斯·肖普（Laurence H. Shoup）出版了《华尔街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和新自由主义地缘政治帝国，1976-2014》（Wall Street's Think Tan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the Empire of Neoliberal Geopolitics,1976-2014）一书，从一个智库研究者的角度，展开了“外交关系协会”作为美国长期外交政策“大脑”和“推手”的历史资料和现实案例。

而早在40年前，肖普就和搭档明特（William M. Minter）合著《帝国智囊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美国外交政策》（Imperial Brain Trus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我国智库研究者对这本书应该不会感到陌生。该书在198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国内出版译著，属于中国学界最早翻译的单一美国智库相关外文专著，为学界打开了一扇美国智库研究之门。

译著出版之前，时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辜燮高先生就在国内期刊发表原著书评，指出：“外交关系协会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影响是尽人皆知的，有的美国书刊说它是‘一个极有影响的私人团体, 有时被称为真正的国务院。’有的称它的领导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权势集团。’”

这说法还算客气，由于对美国政府乃至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非凡影响力，CFR被称为“影子政府”和“政府中的政府”。甚至有人曾评论到：“对政府来说，外交关系协会不仅拥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其力量已经达到事实上控制国家的地步。”更广为人知的“传说”则是：“要想担任对外政策官员，取得CFR的会籍是必须履行的一种过渡仪式。”

作为CFR研究的权威，肖普的《华尔街智库》一书基于近40年来陆续梳理的各种档案及文献资料，发现CFR通过其引以为豪的血统（始于巴黎和会时期劳合·乔治和伍德罗·威尔逊策划主导战后国际体系的“国际事务学会”和华尔街权贵资本家俱乐部“外交关系协会”的合并）和立身之本——“会员制”，实现了“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人们和专注于思想的人们的结合”，也就是跨国商业集团的全球商业利益和专业知识分子阶层的结合。不过，在这种联盟关系中，“权贵资本家”才是幕后“操盘手”，而包括大学教授、媒体精英在内的知识分子，则更多扮演为前者出主意的角色。后来勃兴的所谓“智库”，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这些“出主意的人”的一种组织形式。

CFR官网对源自巴黎和会之历史的简介

CFR领导层中，Chairman类似董事长，是头号人物，通常是权贵资本家，如大卫·洛克菲勒曾掌管CFR超过15年，现任则是有“总统俱乐部”之称的凯雷集团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基。President则类似总经理，负责组织日常运作，尤其是智库的运作，通常由知识精英代表担任

凭借成立初期的极高起点，再通过“会员制”精心筛选、吸纳同道，CFR逐步建立了覆盖全美，辐射全球的政、商、学、媒体各界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领导核心圈，也就是被肖普称为富豪统治集团（Plutocracy）的政商领袖可以讨论和发展共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并通过强大的会员网络和“内圈”、“外圈”组织来输出、传播代表本阶层利益的意识形态，进而发展成为被社会接受的共识。

因此，CFR的各种活动就藉由发展和执行能够帮助资本家阶级成为统治阶级（ruling class）的各种政策，成为“意识形态霸权”（ideological hegemony）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关键手段。在此过程当中，学者通常扮演创造概念、理论和话语体系的角色，为这套意识形态的维护和更新提供智力支撑。而媒体精英们的工作，则更多在于将这些理念传播到社会大众层面。

作为集会员组织（Membership Organization）、智库（CFR's think tank: David Rockefeller Studies Program）、媒体（《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出版商于一体的庞大跨界精英复合体，CFR整合了建立“意识形态霸权”所需的完整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