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15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举行。德国汉学家、纽伦堡欧亚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施寒微先生在分论坛“多学科视域下的世界中国学知识体系”上发言，强调研究中国需要结合历史与现代，理解其延续与变革。中国以史为鉴，注重开放发展，重新定位自身在全球的角色。而欧洲应反思自身，促进多边对话，避免陷入狭隘思维。双方更应在AI时代加强沟通，同时欧洲的中国学研究应该与时俱进。

会后，施寒微先生在会场与观察者网对话，从他的学术兴趣与经历聊起，探讨欧洲中国学研究界的认知转变，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以及中国学研究对世界与未来的启示。以下为整理后的文字稿，未经作者本人校阅，仅供参考。

【整理/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能否分享一下您在学术生涯中何时开始对中国产生兴趣的？期间一两件特别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施寒微：是的。其实我刚刚高中毕业的时候，还没想好要学医学、神学还是德国文学。当时我刚从希腊旅行回来，那是1967年——差不多60年前了。我姐姐对我说，去研究点“欧洲以外的东西”，比如日本。于是我查了一下，发现德国有个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于是我就开始学中文。

最初我对中国哲学比较感兴趣，对当代中国了解的不多。后来我了解到毛泽东写的诗词。我当时想，这些诗应该被翻译到西方，但后来发现已经有了英译本，也有德译本。但这就是我研究中国的起点。

我最早的学术工作包括翻译一篇中国古代关于“灵魂是否不朽”的论文，即南北朝梁武帝统治时期的《神灭论》。从这篇文章开始，我对中国古代围绕这些哲学问题的讨论产生了兴趣。从那以后，我成了欧洲研究早期中国佛教和佛教在中国传播史的学者之一。这对我很重要。

另一方面，我也为大众翻译过一些作品，比如墨子文集。墨子批评过孔子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1975年我出版了两本相关的书，主要面向普通西方读者。一方面出于兴趣，另一方面我也靠这笔翻译收入维持生计。可以说，这些经历构成了我后来学术生涯的基石。此后我讲授中国历史和文学的课程，积累了一些知识，也写了几本书，比如《中国古今文学通史》《中国简史》。

纽伦堡欧亚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施寒微

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兴趣。但要弄清楚各个朝代的顺序还挺不容易的，学习汉字、说汉语都不容易。直到我写完博士论文，那时也基本是在图书馆里做研究，我就想去东亚看看。当时中国大陆还没开放，我就去了台湾岛，学习更口语化的中文，也是生活在一个中文环境里。这段经历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学术生涯真正的起步。至于后面的其他阶段，您可以在我的网站上看到。

观察者网：作为亲历者，您认为长期以来德国和欧洲的中国研究有着怎样的“问题意识”？过去四十年多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又对欧洲的中国学研究带来什么影响？

施寒微：我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当时欧洲做中国研究的学者普遍对中国持友善态度，他们努力去理解、去研究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最近几年，情况有所变化。有人认为，应该把中国视为“对全世界的挑战”，或者一个超级大国。而美国现在的态度是要遏制中国，防止中国变得太过强大。这类观点主要出现在政治学领域的对华讨论中。

但那些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者，仍然普遍对中国持开放和友好的态度。我个人坚信，中国将会也必然对人类社会作出巨大贡献。一个现代而强大的中国，对全人类而言都是好事。

当然，我们也面临许多挑战，例如怎样创造一个更和平、更强调合作的未来。我们必须走出“单极世界”，即由一个国家单方面制定规则的格局。现在我们正经历地缘政治的转折——非洲、南美、中国、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都变得更重要了。我们要学会适应这种新的全球格局，而理解中国在其中非常关键。

观察者网：您之前也在采访中提到，不理解历史就无法理解中国。那么您认为，如果从过去一百年的角度看，当世界各地的文明走向现代化时，中国的路径有何独特之处？

施寒微：实际上，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在很多方面是遵循西方范式——小到修建街区道路、发展私人交通工具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西方式现代化内容。从一开始我们就面临一个问题：这样的模式能持续多久？尤其是现在，当西方社会本身也面临新的问题与挑战，这就更加值得观察中国如何应对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各种问题。

我们看到，中国愿意且正在尝试找到自己的道路。我认为这不仅是自然的，也是明智的、最合适的选择。所以，我认同其中的许多做法。当然，中国社会内部也面临一些挑战。所有新造的建筑终有老化的一天，也需要维护，这些是未来的挑战。但总体上，我认为中国在努力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共同体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来说，一个有实力的中国对我们而言是件好事，尤其想到50年前的中国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