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也为分洪工程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

周恩来题词

1954年迎来首考

工程尽管顺利竣工，但争论依然没停。中南局一个干部一直对分洪工程持反对意见。长委会内部一些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人认为，荆江分洪工程是个无用工程。

1954年，长江爆发全流域大洪水，考验荆江分洪工程的时候到了。

1954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周期长达50天，且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形成了20次暴雨组合成的暴雨群降雨，仅7月就出现8次暴雨，每次持续2-8天不等，差不多整月都在下暴雨。7月之后，长江上游川江连降大雨，洪水自上游飞流直下，荆江段形成一个涨落缓慢、持续时间特长的庞大单一洪峰，长江中下游的洪水量达到1070亿立方米，沙市水位迅猛上涨，达到44.38米。

荆江分洪工程开闸分流，势在必行。

中南局在武汉的常委在汉口德明饭店（现汉江饭店）开会，讨论分洪、开闸问题。会议由中南局常委裴孟飞主持，担任防汛总指挥的武汉市委书记王任重、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参会。会上，周小舟坚决不同意立即开闸。双方争执不下，王任重只得当场打电话给邓子恢。邓子恢传达了周恩来立即开闸分洪的指示，这才形成统一意见。

1954年7月22日，荆江分洪工程开闸分洪

7月下旬至8月上旬，荆江分洪工程先后三次开启北闸，泄洪总量122.6亿立方米，使得上自枝江下至鄂城的长江两岸，上自襄阳下至汉口东西湖的汉江两岸，20余个分洪区、蓄洪区无不饱和甚至超饱和。由于指挥得当，分洪区里所有人都及时撤离，荆江分洪区在分洪时没有淹死一个人。

值得一提的是，王任重考虑到移民搬出后，不方便回到分洪区耕种，就在分洪区里建了很多安全区，将移民迁移入内，在上面搭建房屋，分洪时，区内进行生产生活的人能够及时暂住，从而大大方便了移民的生产和生活。

荆江分洪，使得沙市水位降低1米，保证了荆江两岸，特别是荆江大堤的安全，更为重要的是，推迟了武汉洪峰水位出现的时间，保证了武汉的安全。荆江分洪工程经受住了此次洪水的考验。后来在北京开会时，李先念对林一山讲：“林一山，现在我相信你了。”

有关荆江分洪工程的争议终于逐渐平息了。

保卫大武汉

1954年6月26日，武汉关的水位已经超过26.3米警戒线。

此后，暴雨不断，城郊低洼地段全部渍水。7月底，汉阳腰路堤、拦江大堤先后决口，硚口至集稼咀第一道堤防进水。洪水几乎与堤坝平齐，翻滚的浪头不时滚过堤坝，江汉大堤险情不断，不到10分钟一起。有一处处置不当，武汉将部分甚至全部陆沉。

王任重紧急召开干部大会，传达中共中央“竭尽全力、抢救危关”的指示，提出“可以有1931年的洪水，不许有1931年的武汉”。1931年，长江发洪水，虽然规模小于1954年，但造成的破坏很大，受灾人口2855万人，因灾死亡14.52万人，武汉三镇，平地水深丈余，陆地行舟，物价飞涨，瘟疫流行，受淹时间长达133天。

1954年洪水中的武汉城

保卫大武汉，这一口号再次喊响。30万人上了大堤，后来觉得还不够用，又从湖北其他县里调了几万农民。30多万人在武汉长江大堤上安营扎寨。当时，武汉的堤防不到30米，几乎与洪峰水位平齐，必须紧急加高堤坝。为准备筑坝所需的土石立方，铁路出动了32台机车、2000余个车皮；水路上有72只拖轮、7000余条驳船还有数不清的民船；市区里，1000余辆载重汽车来回奔忙。已淹入水下的湛家矶火车站，硬是靠铁路工人在水里一点一点的引导，把火车开进站内，成为“水下车站”。

“人在堤在、堤毁人亡”，不身临其境，是很难理解这些悲壮的口号。负责巡堤的人员，每4人一组，每半个小时巡查一次，日夜不停地在码头的堤上巡守。负责防守闸口的人员，每8人一组，最紧张的时候，每15分钟便要巡查一次。人们一日三餐都在堤上解决，晚上睡在堤上的帐篷里。其实，很多人根本没有帐篷，就在大堤半坡上搭张凉席，几块木板放在湿泥地上做床就对付了。除了大堤上的一线人员，还有防汛的预备人员。这些人住在单位，吃在单位，该上班的时候还是正常上班，但不得离开单位，一旦出现险情，就要到防汛的前线去抢险。

保卫大武汉，在当时成为全国的一项行动。

大堤上电力不足，中央把全国仅有的一部列车发电站调拨给武汉。电站的烟囱高，不能通过武胜关，刘少奇亲自指挥，采取变通的办法，使发电站及时到达武汉。

搭棚子需要凉席，中央从河北调来大批苇席，还从四川调来榨菜，从江苏调来腌菜，从北方调来瓜菜，以满足群众的吃菜需求。

防汛需要大批麻袋和草袋，当时全国每年麻袋的产量也就500万条，向武汉拨运了621万条，草袋300余万条，基本把全国各地的库存都给清空了。

7月底，武汉关水位超过29米。8月18日，达到历史最高水位29.73米，虽然堤身增高了，但长时间的洪水浸泡，堤身变软，溃堤的险情仍然随时会发生。指挥部与湖北省委反复商量，请示了中央，采取牺牲局部、抢救大局的政策，把长江、汉水流向武汉的洪水，在来路上放到农村去。除了荆江外，在沔阳、洪湖、梁子湖、黄天湖、监利等十多个地区分洪，总共泄洪500多亿立方米，大大减轻了洪水对武汉的压力。

最高洪水位维持了一个多月，但武汉没有被淹没，荆江大堤没有溃决，人们的生产生活基本保持稳定。当时因为洪水，市场上多了好多鱼，都是灾民从灾区打捞上来的。为了支援他们，武汉市政府鼓励市民买鱼，买一斤鱼就发油票。

武汉保住了。毛泽东再次题词祝贺：“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毛泽东为武汉防洪纪念碑题词

之后不久，印度总理尼赫鲁访华，特意经过武汉，想学习一下武汉防汛经验，好为印度防洪提供启示。他听说有几十万人在堤上战斗过，好奇的问中方接待人员，这些人，一天给多少钱，一共多少开支？

中方人员回答，不给钱，都是尽义务。

尼赫鲁一下子哑然了，显然，这个经验印度学不了，他只能留下四字感慨：“不可思议”。其实，他如果知道为了保卫武汉，湖北其他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所作出的牺牲，估计他会连提问的勇气都没了。

参考资料：

1.《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2.苏云、刘立成：《1954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气象知识》2004年第3期；

3.汤胜利：《治水元勋功盖大禹——毛泽东与长江、淮河、黄河、海河的治理》，《党史博采》1994年第11期；

4.魏廷琤：《新中国全面治理长江的序曲——回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百年潮》2011年第6期。

5.《1931到2016，湖北遭受的4场大洪灾》，《湖北日报》2016年7月9日。

6.《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武汉文史资料》1998年第2辑（总第72辑），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