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观察者网 周远方】

王辉耀：早上好，晚上好，感谢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李晨主任参与此次对话。我们正在全球化智库（CCG）北京多媒体中心举行这场对话活动。此次研讨会是CCG去年开办的“中国与世界”名家对话线上系列研讨会之一，旨在疫情期间推动专家学者、政府顾问和商界精英的交流。

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是著名的政治学者和杰出的战略家，在美国国家安全，国防政策，核军备控制，地缘政治竞争和战略决策方面颇有建树。今天我们会讨论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下，中美的竞合关系。

我也邀请了李晨教授参加我们一起讨论。李晨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近现代国际关系史、战略和战争史，中国近现代军事与外交史，当代传统安全与军事战略。

艾利森博士，大概在不到100天之前，拜登总统刚刚上台。拜登总统表示，中美之间不仅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国务委员王毅外长也表示到中美可以有竞争与合作。春节除夕，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电话会议，双方都认为中美不寻求对抗，而是很多方面可以合作。

在您的著作《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否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中，您提出的一些重要观点引起了关注，正是因为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人对雅典崛起的恐惧，让战争不可避免。我知道您一直关注这个话题，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三年了，那么中美是否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我想得到您答案的第一个问题，也许您能给我们一些新思路。

1. 核战争不可取，但澶渊之盟是出路吗？

格雷厄姆·艾利森：非常感谢辉耀。我欣赏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智慧。也很高兴地看到有很多人意识到，中国也许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我很乐意听到别人对这个话题的看法，我先抛出三个观点：

首先，对于可能不记得两国竞争中修昔底德陷阱的人来说，我在书中说的，也希望人们去看的，是当今中美关系的典型特点，也就是竞争的关系。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国，积累了多个世代的努力，会越来越强大。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国，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应该掌握统治权力。我们在历史背景下看，两国关系到底发生了什么？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会受阻，还是会一直崛起？

现在，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1/4，人口是美国的4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的生产效率和韩国一样高，中国的人均GDP将会是美国的1/2，GDP总量将会是美国的两倍。随着中国在各领域的国际舞台崛起，已经对自己各方面都是第一习以为常的美国，发现自己会被赶上甚至被超越。21世纪初，美国是各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伙伴，然而在2021年，中国成为了几乎每个经济体的主要贸易国。一代人以前，美国曾是世界制造工厂，而现在，世界制造工厂是中国。

在这种现实下，中国的崛起对守成国美国产生了影响。我在书中把这比作“权力的跷跷板”。中国会变得更强、更富裕，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方的崛起会改变权力的结构，引发跷跷板两端的力量不平衡。我知道有些中国同僚会认为中国还没有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另一种形式。我之前在书中提到，过去500年间，有16种修昔底德陷阱的范式，仅有4种避免了战争。

现在是21世纪，客观的现实是因为有核武器存在，中美只能选择竞争，否则无法共存，在冷战期间，苏联强大的核武器库足以发动第二次核打击，而现在，我们生活在相互摧毁的时代。任何一方攻击另一方，双方都会被摧毁，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我把这比作不可分离的连体双胞胎，杀死另一方等于毁掉自己。这就是核武器时代中美关系的现实。

我们还有气候问题需要讨论，中国是最大的碳排放国，美国是第二大碳排放国，两国都不加克制地将温室气体排放到生物圈中，这会使彼此都难以生存，而且影响全球。因此，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全球经济相互关联，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与别国脱钩而独自繁荣。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竞争对手，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自然、科技上，我们合作才能共存。正因此，我们要寻求避免冲突和战争的方法。

我最近发现中国智慧很有意思，当然我只能尽量去尝试理解。1005年，北宋发现不敌辽国，就和辽缔结了澶渊之盟，同意进行竞争和合作，他们划定了竞争的范围，也确定了合作的领域。辽认可宋是一个大国，但是北宋每年给辽国岁币。辽国用北宋给的的东西从宋国购物。所以中国很早就有合作竞争的早期版本了。我不是非常了解中国历史，虽然很多中国人并不赞赏北宋的做法，但是澶渊之盟是竞合的关系，正是宋辽订下的合约，在历史上保持了双方一两百年的和平，这是一桩好事。

李晨：我想对格雷厄姆教授的话做一些评论。首先，关于崛起国和守成国的概念，美国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崛起和中国近七十年来的崛起的经验都表明，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是国内经济发展，以及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这是很重要的教训。

第二点是关于竞合关系中的权力竞争。我非常同意格雷厄姆教授谈到的，在冷战中，核武器是极其危险的，在这个世纪中，我们也面临着新科技的挑战，比如网络，因为我们都知道，日常生活离不开网络。实际上，在大国博弈中，我们将在网络领域受到严峻挑战。我们需要谨慎处理这方面的竞争。

第三点是关于格雷厄姆教授提到的宋辽关系。我对此有两点要说：首先，我认为我们需要用长时段视角考察这一案例，因为宋辽的长期和平是经历了30年左右的长期战争后才达成的，但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先进行长期战争再协商达成和平，双方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第二点是，为什么宋辽获得了长期和平，因为他们意识到不是所有问题都能靠诉诸武力来解决，还需要关注国内问题，以及其他区域的挑战，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样。这是我对格雷厄姆教授想法的回应。谢谢。

格雷厄姆·艾利森：我能问李晨一个问题吗？您认为辽宋之间关系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例，还是有很多其他相似的例子呢？

李晨：我认为，从中国的历史看，类似案例不仅出现于北宋，这在很多朝代都屡见不鲜，比如汉朝，决策者同样重视调整政策来维持长期和平。所以我认为，也许我们能找到其他朝代的和平时期（来类比）。我认为这是我们研究中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你更关注欧洲古代历史和当代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国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现实问题的专家也应该多进行合作。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英美，有许多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他们觉得中国历史很有魅力，因为它源远流长，但对我这个不会中文的可怜人来说，要了解中国历史太复杂了，而且一想到美国只有三百年历史，我就觉得吃惊。一个国家的历史比三千年还要久远，其中包含丰富的经验教训，这也是中国历史学家的长处，他们可以以史为鉴。西方人对此很感兴趣。我希望你和你的同事能进一步进行研究，我今天提到历史是因为有人给我讲了宋辽的例子，我希望我们能找到更多例子。

王辉耀：是的，谢谢。我想告诉您，在中国历史上，其实有许多没有打仗就获得了和平的例子。比如在北宋后不久，明朝的郑和，七次南下西洋，远达非洲，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百年，郑和给到达的当地国家分发礼物，而不是去殖民，所以你看，中国是热爱和平的国家，没有派一兵一卒去占领别国领土，保持了和平。

我前几天在中国日报上看到我的朋友新加坡马凯硕写的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的历史上对外和平的经验也助力了中国复兴 。尤其是现在我们有全球气候变化、国际大疫情等共同挑战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共同的挑战，更应该像双胞胎一样同呼吸共命运。

现在，我想引出另一个问题，格雷厄姆教授，您在一篇文章里提出，拜登政府应采取理智冷静的对华政策，那么基于中美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差异、以及包括价值观、心理、意识形态差异或者文明的冲突等等一系列其他复杂因素 ，您怎么看待中美的竞争关系？我们对此能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