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地区的不同：各县、各省在不同历史期间粮食问题的情况和文革期间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工业化对东部沿海较发达的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的影响，在方式和时间上都不一样。毛泽东时代推行的各项农业运动对南方水稻种植区和北方小麦种植区也有不同的影响。

1970年，北京齿轮厂老工人李鸿欣给清华大学新学员上制图课

此外，微观派可以研究地方和中央之间有许多层次的社会历史。公社一级的文件通常会反映县级以上和村里各类事件的讨论情况，而县级文书通常是从省级政府下发而来。不应将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对立起来，而是应该将这段历史的研究建立在多重方法和多样性资料的基础之上。

不同地区在政策实施中出现差异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特有的，这不应妨碍我们对整个社会的分析和研究。

1958年2月的早晨，甘肃武威县，“先锋集体农庄”的省级机关干部走在上工的路上

观察者网：问一个有关毛泽东时代史料学的问题。您在书中提到，毛泽东时代的文献资料可以有中央（central）和地方（local）两个层面，拣选史料的倾向不同，就有了“上海学派”（Shanghai school）和北京学派（Beijing school）的分野，甚至还有所谓的“垃圾史料”（garbage material ）。可不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或者中国现当史学研究，散落在民间档案馆或者海外的很多史料还有很多潜力可挖？

文浩：你说的那个“垃圾史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外的很多当代中国学研究者从一些“垃圾堆”，也就是旧书市场和废纸堆里找到了他们想要的史料。我觉得这个“垃圾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二十多年前很多中国人觉得之前的档案和日记没什么价值，当废纸卖了，所以聪明的历史学家可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很珍贵的史料。

现在就不一样了，文革的小报、五六十年代的日记和档案，价格变得很贵，而且越来越多人收藏这些东西。

一些有趣的课题，比如强奸案、交通事故、离婚案等等，这些资料可以研究当时的法官是怎么判案的，从中可以管中窥豹，了解毛泽东时代的司法制度。对此，“垃圾史料”还是很有帮助的。

档案可获性对哪个地区的案例最终写入学术文献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西方和中国学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至少是基于书面资料的研究，常常极为关注50年代初期和上海地区。这种倾向性或多或少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沈阳市档案馆将辽宁省沈阳市前市长刘宝田日记、家书等进行展出，填补了很多上世纪五十年代政务档案空白（@辽沈晚报）

第一，绝大多数档案管理人员认为1950年代初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黄金岁月”；其次，上海市档案馆是中国最专业、对外国研究人员最开放的档案馆，并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声誉。

所谓“上海学派”的发展与随时可以获得材料是密切相关的，“上海学派”主要由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及交通大学的学者组成，他们主要关注地方社会史。相比之下，北京的历史学家，一般更多地研究国家通史和中共党史。档案资料可获得性的不均衡造成了中国地方史由上海主导，但是对于全中国的地方史研究，上海并不具代表性。1949 年，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并且其文化和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西方的影响，这在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关于农业省份的研究，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有特别丰富的民间资料。他们的学者研究的重点是农村社会，19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阶级身份登记制度等等。山西的历史在毛泽东时代很重要，因为当时大寨是全国农业的模式。

与之相反，甘肃、青海、宁夏、贵州、广西或西藏等省份，对其历史的学术研究非常有限。西部没有像山西大学这样的研究中心。

另一方面，过去二十年里，西方和中国研究毛泽东时期历史的学者得到了很多新的资料，包括口述历史、回忆录以及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日记。而2000年以后，在中国农村或城市进行采访比以前容易多了。那些亲历者还开始用新的方式在网上发表他们对那段历史的看法，很多人不通过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是将回忆录自印成册，再复制、分发，如果他们有足够的资金就在香港出版。这些回忆录通常是城市的退休干部和知识分子写的，但它们仍然很有价值。

2015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著了《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部分的农村人还是文盲，对他们来说，口述历史往往是回忆过去和保存记忆的唯一方式。当然，事件发生几十年后所作的回忆往往会受到后来的个人经历、讲述方式或者政治局势变化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分析当今的情况对叙述过去的影响，不能将事件与亲历者的经历和社会身份隔离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