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疫情让中国未来横添变数

观察者网：《时代》杂志用“最坏的一年”（the worst year ever）来形容2020年，桥水基金的达利欧称2020年是“历史转折点”。如果让您形容2020年，您会如何描述？

房宁：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方来讲，2020年确实是非常糟糕的一年；对中国来说，2020年是令人难忘的，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是艰难的一年，许多人、许多家庭因疫情失去了亲人，对于国家而言也新添了许多不确定性。

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国总体表现是好的。但疫情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是一个负面因素，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观察者网：能否详细解释下疫情会如何影响中国未来发展？

房宁：从2008年开始，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这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的一个转折时期。而这次疫情加速了这一趋势。

首先，外部经济环境明显转差。我国政府提出中国经济的内外双循环将转向以内循环为主。但是，中国经济即使真的能够转向以内循环为主，经济总体运行也将是更加困难的。这次疫情使广大中小企业遭受了一次沉重打击，这很可能会导致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以至现代化整体进程将会被延缓。

具体说来，原本设想中国将在2035年达到65%以上的城镇化率，当然这是指同等国民待遇的城镇化率——也就是让农民工，尤其是农民工二代成为城市居民，与原有户籍人口一样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待遇。

目前，我国同等待遇的城镇化率大约在50%左右。如果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正好到2035年左右，我们会达到65%。但这需要至少5%以上的经济增速才能实现。如果未来15年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到5%以下阶段，这目标就难以实现了。如果未来经济增长率在4%到5%之间，我国则要到2050年前后方能达到65%以上的城镇化率。

资料图来源：冀云

观察者网：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一数字？有的人可能会说，增速变慢了，但有利于我们走得更稳。

房宁：十九大报告告诫全党，“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就是说越到工业化后期，社会有越多不确定性，有越多风险和困难。十九大还提出三大攻坚任务，其中第一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从国际经验来看，城市化率达到65%以上是工业化、现代化成功的标志。这个世界上，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最后阶段都出现了众多的社会冲突，有的甚至发生所谓的颜色革命，导致政治动荡乃至政权更迭。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历史现象，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如此。

从历史经验看，工业化最后阶段出现社会动荡，一般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虽然有困难有动荡，但总体上工业化成果保存下来了，国家与社会还能继续在调整中继续发展，成为现代化国家或地区。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韩国与台湾都曾经历了社会运动以及政党轮替的政治动荡，但整体上保留了工业化成果，现在都是发达经济体。

而有些国家或地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们也是在工业化进程中遭遇了社会动荡，其结果是在政治动荡中丧失工业化成果，最终倒在了工业化成功的终点线之前，变成了美国人所称的“失败国家”。北非、中东一些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亚洲的菲律宾在两次“人民力量运动”后，国家进入了长期的动荡和不稳定状态，经济停滞、政治衰败、社会混乱。

关于工业化进程中两种政治发展的结果以及差别，在长期的比较政治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走向成功的临界点是：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都经受住了工业化最后阶段的冲突考验；而城镇化率在65%以下的国家和地区，在出现动荡之后就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中国现在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如果我们仍能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就能在2035年实现城镇化率65%的目标。如果因疫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未来不太顺利，那么退一步，我们也要争取在2050年实现这一目标。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