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刚提到现阶段风险更大，您在前不久发表的《现代化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一文中也提到，“现在中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最后的最关键的阶段”。请问您认为现阶段存在哪些因素阻碍中国向现代化转型？

房宁：首先说说什么叫“行百里者半九十”。其实这个也不只是中国的经验，世界各国都是这样的。

现代化的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化、城市化，按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刚开始是起飞阶段和高速发展阶段，各国都有相似之处。我们国家在这一轮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当然，这中间有起有伏，但是总的来讲改革开放40年是起飞和快速发展的阶段。

根据我们对世界各国工业化、现代化的研究，实现70%的城市化率是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标志，而起步的时候，城市化率一般不超过30%，从30%到50%是个巨大台阶，50%到70%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现在中国是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后半段，这阶段并不是凯歌行进坦途，而是困难更多、风险更大、不确定性增强的这么一个阶段。

我们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越接近成功并不是越容易而是越困难，并不是越安全而是风险越大。这是世界性工业化呈现的一种规律。

有很多国家都是倒在实现现代化的终点线前的，它们也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最后却归于失败。比如像巴西、阿根廷这些拉美国家，都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但是到最后却陷入停滞，乃至于社会混乱。更严重的比如像委内瑞拉和一些非洲国家，甚至包括南非，现在经济、社会也并不是很稳定，这都是问题。

示威者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发起集会，谴责马杜罗政府，防暴警察使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阻止游行（图/东方IC）

观察者网：为什么越发展，最后的困难反倒越多？

房宁：内在的机制实际有三个方面。

第一，各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过程都是一种探索，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胜出必有所长，成功的工业化国家能取得巨大成绩，总有一些长处，经验、政策、法律，能够实现发展的模式都有它的优点。

但是我们知道，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的，有优点，也有不足。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它的优点充分展现，利好也逐渐出尽，而积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以后效率就衰减了。随着发展，同样一个模式、制度，它的缺陷会逐渐得到展示。一方面利好出尽，一方面问题出现，我们现在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第二，从管理模式来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原来行之有效的制度为什么会利好出尽，并且转而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随着发展，治理体系越来越复杂，治理难度越来越大，在复杂的现代化社会管理中，在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都出现诸多不确定性，会显现出已有知识的局限性以及能力的短缺，也就是现在干部经常讲的“能力恐慌”。

过去做事情，比如调整经济，我们能够得到明确的反馈，能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但是现在有很多情况，我们出台重大的决策，作出战略选择后却不知道它有什么结果，政策结果可能会很滞后地展现，展现以后极可能导致已经实行的政策难以为继。

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有一个四万亿的投资。当时一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没想到，很多资本最终进入了房地产领域，推高了中国房地产的价格，造成现在还难以解决的严重问题。这就是治理能力不足造成的后果——无法有效应对复杂性，缺乏预见性。黑天鹅事件频发，其实黑天鹅事件并不是完全无由头、无规律的，只是我们对它缺乏预见。它本身未必是偶然的，而是我们在认知上的问题造成它的突然性。

资料图：东方IC

第三个方面，就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各种阻力会越来越大，特别是来自外界的阻力。

刚才我们提到战略机遇期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之所以还比较顺利，很大的一个有利因素是我们争取到了一个战略机遇期，外部环境比较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跟我们合作为主、竞争为辅的关系，我们也比较好地管控了分歧和矛盾。现在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欧美发达国家和我们的关系在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越来越向对抗、竞争转化，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制度变迁、复杂性增加、外部环境转变，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最后阶段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和风险。

观察者网：今年10月份，习近平时隔六年再赴广东重温改革路。现在看来，“南巡”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发展之路意味着什么？

房宁：中央有一句话，叫“改革永远在路上”，这个是不虚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在面临着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学术上叫“路径依赖”。我们必须沿着原有的改革开放的思路继续往下推，不能走别的路，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取得的成绩、积累的财富稳定下来。

以往实践证明，我们的改革，我们实施的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我们要坚持。但是原有的政策利好逐渐出尽，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创新。继续的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从制度、管理的角度看，改革开放就是个制度和治理创新的过程——当然，这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摸着石头过河得出来的，现在遇到困难，还要通过改革创造新的制度优势，创造新的利好。

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应该成为我们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