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宁、张茜:中国政治体制,40年来有何变化?
关键字: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民主制度建设美国民主模式中国改革开放经验(三)八十年代末以后的调整
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改变人们的政治意识。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社会“自由化”的倾向也悄然兴起。80年代初,“文化热”兴起,从接纳西方文化到反思否定中国文化;政治反思、理论反思也时起时伏,以“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提出为标志,中共党内的思想分歧也逐步浮现。国际上,以80年代中期苏联和东欧集团的改革为背景,反思、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国际思潮兴起。在这些后来被邓小平称之为“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政治氛围以及思想、组织准备的背景下,80年代末的社会运动倏然兴起。
面对这一变化,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团顶住了压力,清除了党内“自由派”。此后,对10年来的改革,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反省和调整是在所难免的。
一是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党政分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党政分开”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邓小平曾尖锐批评在政治实践中“党的领导”实际上演变成了“个人领导”。他曾说:“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情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党的工作和政府的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政要分开”的要求,并将其作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要放在第一位”的“关键”。
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初这段时间里,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倾向是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致力于实行党政分开。
其间具体举措主要有:实行党政主要领导职务分任制,地方各级党委书记不再兼任政府主要领导人;将“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改成了“行政首长负责制”;确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基本原则;部分精简了地方各级党委的职能部门;废止了过去长期实行的由地方各级党委审批刑事案件的制度,由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为了保证行政首长负责制真正能够贯彻执行,撤销了地方各级政府中的党组;将长期以来一直由上级党委和上级行政部门党组织垂直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原则上逐步转归所在地方党委领导,实行属地化管理。
八十年代末后,延续近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基本思路和方向上发生了很大改变。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在实践中,不再将“权力过分集中”作为地方和基层改善党的领导所应着重解决的问题,而是主张通过加强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来改善地方和基层的党的领导。在公开的主流话语系统中,“党政分开”基本上销声匿迹了,甚至连“党政关系”的说法也很少提及。
在观念论述上,逐渐形成了对“党的领导”的新论述、新概念,不再将地方和基层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定义为“政治领导”,而是全面论述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同时,不再要求实行党政分开以及党政制约方式,以改善决策和执行效率,而是代之以强调地方和基层党的领导机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通过“两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最终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话语体系中,80年代的“党政分开”演变为90年代的政治通用语——“党政分工”。
二是思想整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八十年代末以后的政治调整也伴随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整肃。80年代的非正统思想意识和不同政见被概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一系列论述,他认为自由化的本质就是“西化”,邓小平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还指出:“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
在1989年到1992年的两三年间,在思想宣传领域、理论界和教育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成为一项重要工作,80年代以来“文化热”中涌现出来的各种思潮、理论(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评乃至批判,但其基本限于思想领域,未形成政治斗争和组织整肃。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体制改革和新一轮开放热潮,再次改变了政治生态和思想气氛,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政治整肃基本停顿下来。
三是分税制改革集中了中央权力。
改革开放之初,实行简政放权,其中重要举措是向地方下放财权,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灶吃饭”体制。1985年,在第二步利改税基础上,将“分灶吃饭”的具体形式改为“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并在1988年进一步发展出“收入递增包干”和“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等几种不同的包干形式,简称“地方包干”。这使中国渐进改革中的企业包干加上财政包干,形成了包干制的“鼎盛时期”。
中央和地方政府“分灶吃饭”的结果,是从1985年至1993年,中央政府预算收入占全国预算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到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预算收入比例下降到不足20%。地方政府财力增强,但中央财政困难,形成了“打破了统收,却实际并未打破统支”的尴尬局面。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94年1月1日,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诞生了。税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方式,保障财政收入。分税制运行十多年后,中央财力不足等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中央财政占总财力的比重从1994年的不到20%增加到2007年的55.75%。
分税制大大加强了中央政府的财力,相应提高了国家政治事务中中央政府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中央-地方关系。分税制改革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加强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国家的统一,提高了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分税制改革是20世纪最后10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 原标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历程与逻辑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李泠
-
最后通牒?以色列放话“要么签,要么打” 评论 36“这把火怎么点着的?” 评论 369布林肯来华谈的怎么样?是否不虚此行? 评论 269“看看,这就是美国的警察” 评论 418习近平会见布林肯:中美应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 评论 145最新闻 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