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发扬经济民主，特别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以调动国家、地方、企业、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邓小平又指出我国原有体制的最大弊端就是权力过分集中，再次强调了简政放权的问题。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

简政放权的意义在于，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对地方与基层、生产单位以及生产者的约束。一方面，放开市场，成为中国最终实行市场经济的先导；另一方面，放松中央对地方政府的限制，也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形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发展中十分独特而又重要的现象——“府际竞争”，即各地各级政府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而不遗余力地工作，形成了中国经济发展在市场之外的又一主要动力源。

四是废除“四大自由”，恢复法制。在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谈到民主问题，他提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如何实行民主呢？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邓小平把建立法制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前提与保证。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号称“四大自由”，兴起于1957年反右斗争，一直被毛泽东视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得到应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发挥到了极致。1975年宪法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四大自由”确认下来，1978年宪法继承了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主政治建设开始于反思“文化大革命”并纠正其错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之一是对法制的破坏。

邓小平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恢复和发展法制是邓小平对民主政治新探索的起点。从1980年到1982年，经过两年多的认真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修改，一部新的宪法——1982年宪法诞生了。这一部宪法标志着对“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错误路线和“大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法律否定，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

（二）“十二大”到“十三大”的探索

在中共“十二大”上，中共中央对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就中国政治体制的沿革和利弊、改革的宗旨、目标、内容、步骤和基本原则等，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讨论，最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1987年12月，十二届七中全会讨论并原则同意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其主要内容有：党政分开、党的制度建设（加强政治局作用、加强中央委员会作用、党代会常任制等）、权力下放、机构改革（精简和编制约束）、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年轻化、分类管理、任期制、改革退休制度-社保）、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公开性和公共政策对话与辩论）、完善民主（公民基本权利）等等。

此外，在当代中国的四大基本政治制度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下，在中国共产党及其基层组织的领导下，城乡居民共同管理自己事务的制度。

资料图（图/东方IC）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由城乡居民民主选举，实现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直接行使相关政治权利。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四自”原则进行活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农村居民自治组织，二是城市居民自治组织。邓小平多次讲过：民主就是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基层的积极性。他在1987年接待外宾时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