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在前人的画作上题款一般只写画家“某某真迹”，有的会再加写画名，然后是自己的署款或印记。虽然他在自己的绘画上常常会用一半左右的幅面题写诗文长款，但并不会在前代绘画本幅上无节制地题写长款。这主要是因为原画的画面空间本身就有安排，即使有的画幅上存在较大的空白处，那也是画面所需而不可以再填写的。

徽宗虽然开了在古画上补写题款的先例，但由于他本身的艺术造诣比较高，对于题款的画面构成关系有细心的斟酌，再加上其俊秀的书体，因此他在为古画补写题款和钤印时不仅不会损害画面，有时反而会增加美感。徽宗虽然在现实中是一名骄奢淫逸的昏君，但是在面对古画珍宝时，却表现出了异常谨慎的爱惜之意。

但徽宗对于古画的细心却并没有被后来者所体察和继承。靖康之变后，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也开始在收藏的书法名画内钤印题跋。如欧阳询的《梦奠帖》墨迹，高宗在第一个字“仲”字旁钤“御府法书”印章，而此印的边角处压在了“仲”字上；在末行“随”字旁，也同样钤了这枚印章，也同样压在“随”字上。

欧阳询《梦奠帖》 辽宁省博物馆

金章宗完颜璟与宋高宗赵构一样，都爱好将鉴藏印钤入到书画本幅内，并不考虑是否会对古书画造成污损。如王羲之《七月一日帖》中，在画幅首行“月一日”三个字旁钤“秘府”葫芦形印；在“羲”字旁钤“内府珍玩”印，印边也已经压到了字上；第五行和第六行之间空白处钤“明昌宝玩”印，印也压在了字上，整个画面看起来不但不协调，而且有碍观瞻。

王羲之《七月一日帖》

元文宗图帖睦尔在位仅四年，但古书画上却常见到他的内府鉴藏印记。他的印记十分有特点，尺寸都十分大，几乎是前所未有。比如他的“天暦之宝”印8.5厘米见方，“奎章阁宝”印则更夸张，达到了10.5 厘米见方。在许多名画中，如五代赵幹的《江行初雪图卷》、宋徽宗的《祥龙石图》等，都能看到元文宗的大印。这些大印都印在了并不宽阔的画幅内，艺术感比较低，基本是为了满足皇帝对于艺术品的占有欲。

从传世古书画上的收藏印记来看，明朝的皇帝似乎对古书画并不十分感兴趣。一些曾经传入到明内府的古书画中，仅见到有明洪武内官署典礼纪察司的“典礼纪察司印”出现过。不过，明宫廷内对古书画的不甚留意，却使得民间的私家收藏得以发展，明朝以项元汴最为突出。

项元汴是浙江嘉兴人，其收藏生涯长达50年，收藏的历代书画名迹有上千件。“天籁阁”作为他艺术收藏的堂号，收藏丰富的盛名广传于江南各地。项元汴收藏书法名画的习惯就是在上面钤满鉴藏印章，有时多达数十方，堪称历代私人藏家之冠。

项元汴印章多，且无节制，更加讲不上规则，古书画本幅上的前端、后边，甚至是字里行间、画面之上随处可见。如元赵孟頫《鹊华秋色图》手卷，从前隔水、画幅，到后隔水和拖尾上，一共有属于项元汴的鉴藏印65方，其中22方都钤入到了画面中。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 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如果说，项元汴倾其资产收藏书画，表现出他对书画的热爱，但另一方面，他如此不顾对古画造成的污损而滥钤其章，则又显示出他对书画审美的严重麻木不仁。他的这种做法遭到了后人的批判，明末清初的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里就批评项元汴说：“（项元汴）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镠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

项元汴的这种做法深深地影响到了后世一些收藏者，最为明显的要属我们所熟悉的乾隆皇帝了，至于乾隆有多么的无节制，您可以去故宫仔细观赏一下。

古人用鉴藏印或者题跋，原本是鉴别书画作品真假的作用，到了徽宗时，则更加注重画面协调，甚至为原本单调的画增加了平衡感。只是，随着后世一些收藏家的个人占有欲越发强烈，在画中钤印和题跋，更加带有宣告“占有权”的意味，完全背离了画作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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