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亚国家的国族建构和宪制选择而言，执政者最开始也意识到了政教分离原则之于现代国家体制塑造的重要意义，并且将其明确载于各国的宪法文本之中；但面对迎合部分宗教信众的民意、拓展与西亚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等现实需求，加之自身认为宗教氛围处于可以利用也可以控制的自信满满；从而并未在其独立后最初的国族建构中严格遵循政教分离原则，而是本着一种实用和功利的态度去为伊斯兰复兴思潮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

客观讲，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一些国家如英国、美国在早期国家建构中也很难说完全摆脱宗教因素的影响，如英国国家建构的开端即系英王亨利八世摆脱教皇束缚、自建圣公会，确立英国国教，其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中也不乏信教与天主教的争执；而英格兰人民族自豪感的一个显著体现即是其所谓“上帝的长子”的表述；而美国早期殖民者所谓“天定命运”的民族自豪感，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其现代国家建设和国族建构过程之中，教权始终无法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并且逐步确立和落实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如英国确立所谓国教的过程实际上同时也是摆脱教皇教权束缚的过程，美国更是明确规定不得设立国教，另外尽管欧洲的中世纪被称之为所谓黑暗时代，但终究未曾建立起一个管辖全欧洲的教皇帝国，其充其量是一定程度上干预各国的王权，并与王权、贵族权力展开三方博弈。

随着启蒙时代的来临和欧洲诸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展开，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对于教会特权之所谓“旧制度”的彻底摒弃，政教分离作为一种宪法原则也在欧美诸国得到彻底确立。

法国大革命资料图

中亚诸国执政者所面对的伊斯兰复兴思潮则复杂的多。

伊斯兰教在历史上曾建立横跨欧亚的政教合一国家，当代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由此试图重现超越现有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废除各国现有法律体现转而实行伊斯兰教法“伊斯兰国家”理论。如刘中民所指出：

伊斯兰教将宗教共同体(乌玛，Ummah)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原型，近现代以来突出体现为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重建“乌玛”的思想诉求和政治实践，这无疑与现有民族国家体系是矛盾的，也自然会影响到伊斯兰教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

人民主权作为现代政治秩序建构的基本逻辑起点和现代宪法的首要原则，在诸多国家宪法包括中亚国家的宪法序言、正文中均得以强调，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则注重的是一种“真主主权”观念，进而反对世俗化、西方化，并力图“对内重建伊斯兰社会、对外重建伊斯兰秩序”；

再次，“崇尚和平、平等、中正构成了伊斯兰教的核心价值观，但基于伊斯兰文化将世界划分为‘伊斯兰区域’和‘非伊斯兰区域’的传统，‘圣战’构成了伊斯兰的宗教义务之一”，并在当代国家关系中被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所滥用。27

因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所主张的这种复苏伊斯兰教法、建立政教合一的世界帝国的政治想象，本身即和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世界诸国的国族建构构成了内在的紧张关系，新独立的中亚诸国试图依靠伊斯兰复兴思潮实现其国族整合的梦想功败垂成，其原因或许由此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