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教关系：影响中亚诸国国族建构的重要因素

对于单一族裔国家，这种民族国家建构的国族建构塑造模式似乎多少容易一些；但对于多族群国家，其在国族建构过程中便显然无法如自由主义民族理论所言那样纯粹采取公民化、均质化的理想模式，而是必然面临着诸如协调诸如中央地方关系、主体族群与少数族群关系等一系列现实政治问题，以使之不至于影响到社会秩序的和睦，进而确立国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至高性。而如果这种多族群国家本身又身背诸多非常复杂的历史包袱、自身宗教氛围浓厚，则更增加了这种国族建构的难度。本文所讨论的中亚诸国即是如此。

1991年8月31日，乌兹别克最高苏维埃发布了《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声明》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原则法》，宣布自9月1日起成为独立主权国家，并改国名为“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同日，吉尔吉斯最高苏维埃也通过独立宣言。

9月9日，塔吉克斯坦最高苏维埃发表了《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声明》。

10月27日，土库曼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土库曼独立和国家制度原则》，改国名为“土库曼斯坦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

而前苏联在中亚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其最高苏维埃则是于12月10日决定将国名改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12月16日，宣布《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宣言》。

12月21日，原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齐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共同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不复存在”。

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缓缓降下，苏联解体也成为二十世纪一个令诸多政治家、学者倍感突然的政治事件。

1992年3月2日，联合国正式接纳中亚五国为成员国，从国际承认的角度，中亚五国也已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正式活跃于国际舞台。而中亚五国的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历程，也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中亚五国（图/新华国际）

国族建构，其核心不外乎通过一系列的历史叙事、国民教育、意识形态塑造、制度建构等手段，塑造、巩固、强化共同体成员对于特定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制度、未来使命的认同，进而塑造、巩固、强化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民族（nation）的认同，即为民主这一政治、法律的合法性塑造模式再夯实一个民族的文化、历史根基。

这种文化、历史根基的夯实，实际上也是对于历史的一种实用性、功利性写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更能体现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经典判断。也许正因为如此，在建构主义者看来，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是“被发明的传统”（霍布斯鲍姆）。

这一点在中亚诸国的国族建构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当1991年苏联解体时，中亚五国尽管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国一道宣布独立，但实际上并未做好国家建设的相关制度准备。6因此，尽管中亚诸国宣布独立时是基于所谓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其后纷纷颁布的国家最高政治契约——宪法中也纷纷强调了其国家主权的来源是国家民族的自决权。

如1992年通过的土库曼斯坦宪法在其序言中即明确指出：“我们土库曼斯坦人民，根据自己不可剥夺的自决权，从对祖国的现在和未来出发……通过本宪法，土库曼斯坦的根本法”；71993年颁布的哈萨克斯坦的第一部宪法在其第一条中即规定“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作为哈萨克民族自决的国家组织形式”；8并且中亚各国的政治精英们也纷纷像之前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们一样，通过强调主体名族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在宪法中制定关于国家语言的专门条款，制定国旗、国歌、国徽等国家标志条款等方式，来构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所必须的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国家语言、国家形象。

但当纳尔巴耶夫等中亚诸国的政治精英们从独立建国、完成前苏联地方政权领导人到新国家的开国元勋和国家元首的转变的喜悦中冷静下来之后，就会发现，摆在新兴国家面前的，除了诸如采取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单一制还是联邦制等政体选择，还有国家建构和国族整合的一个重要难题：如何塑造一种替代原有共产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如果民族主义可以作为替代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如何在中亚诸国复杂、繁驳的民族、宗教历史背景之下书写本国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尔巴耶夫资料图（图/维基百科）

 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是“欧亚大陆古代四大文明的连接地带，多元文化的荟萃之地，又是诸多民族、部落迁徙的走廊，历史上，这片土地的这里那里出现过一些王朝、汗国，但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稳定的、统一的民族国家……事实上，直到沙俄帝国崩溃之时，这里的民族状况复杂的连学者们都弄不清楚”。9中亚国家的民众有了相对清晰的族裔认同观念，是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成立后进行的“民族识别”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共和国”建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