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诸国在国族建构中对于伊斯兰因素的重视，还有一个现实原因即是其与沙特、伊朗、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对外交往的需求所致，而上述国家也看到了中亚诸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机遇，在全方位进军中亚市场、同中亚诸国开展广泛的经贸、科学技术合作的同时，也不忘兜售其宗教色彩浓郁的政治体制模式。

“同中亚国家在地缘、宗教有着诸多联系的土耳其、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凭借其地区强国的特殊地位，对填补中亚的政治经济真空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土耳其主要通过发展经贸关系来扩大政治影响，伊朗则通过宗教传播与经济合作并重对中亚进行思想渗透”。15因此，为了从周边富有的伊斯兰国家那里得到其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和技术，中亚诸国也同样在国族建构、国家形象营造等方面不得不突出“伊斯兰因素”。

由上所述可知，尽管中亚诸国在独立后的政体选择中并未采取沙特、伊朗等国兜售的政教合一模式，在中亚诸国建国后不久通过的宪法中，也纷纷强调其国家政体的世俗属性，如1993年通过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1条第一款即强调“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是民主的、世俗的和单一制的国家”，16同年通过的吉尔吉斯坦宪法则在第一条中强调“吉尔吉斯共和国（吉尔吉斯斯坦）是根据法制、世俗国家原则建立起来的享有主权的单一制民主共和国”17。

从宪法文本书写的角度来看，这也符合独立后的中亚诸国标榜接受西方国家的法治、民主、世俗的宪法模式；但在现实政治操作尤其是国族建构中，出于神化本国（族）历史文化、迎合民意、拓展外交等现实层面的需求，最初对于伊斯兰复兴实际上采取了一种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的态度，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前述卡西莫夫和尼亚佐夫两位新任总统都具有赴沙特朝觐过的哈吉这一伊斯兰标识的刻意强调，同样的例证还可见中亚诸国政治人物对具有一定伊斯兰色彩的世俗政体所谓“土耳其模式”的赞赏有加。

土库曼斯坦前总统尼亚佐夫（资料图）

中亚诸国在独立后的国族建构开始阶段秉着一种实用性、功利性的目的对伊斯兰复兴思潮采取一种推波助澜、有意识的加以利用的态度；实际上并不符合其标榜的世俗化的宪法原则，18也许在中亚诸国的政治人物看来，他们可以充分享受伊斯兰标识给其政治整合、民意迎合等方面带来的好处，并且作为政治强人，他们也有将其控制在不影响其统治的可控范围之内的充分自信。

但其后的事实证明，这属于对于中亚地区伊斯兰复兴思潮发展态势的典型误判。随着伊斯兰教的全面回潮，宗教极端势力的泛滥也开始凸显，并且与国家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相结合，进而严重影响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19

于是，昔日富饶美丽的费尔干纳盆地，一时成为中亚极端恐怖组织的孕育温床，这恐怕是中亚诸国的政治人物们在国族构建进程中对于伊斯兰复兴因素有意无意的推波助澜时所始料未及的，而其试图利用伊斯兰复兴思潮实现国族建构的政治目的也自然无从谈起。

费尔干纳盆地地形图（图/STRAFOR）

也正因为如此，有论者将中亚诸国的世俗政权在独立后试图通过给自己带上伊斯兰信仰者这一美丽光环、利用宗教人士的支持来获取民众的认可与赞同，进而巩固和强化自己统治地位、同时实现国家民族精神整合的做法称之为对伊斯兰复兴形势的严重误判。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