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曹锦清】

近来，国内对与中国实力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弱势现状多有反思。中国人文科学知识分子因此遭到不少批评，挨了鞭子。这些批评是否合理？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厘清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定义、形成与功能。如果不以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为背景，就很难对这个群体做出适当评价。

历史渊源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战屡败也屡改屡败。甲午战争后，国内有识之士基本达成共识，就是必须学习西方。学习的内容则是逐渐深化，从最初的器物到后来的制度和文化观念等。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一批人出于救国图存的目的努力引入西方知识，如果与中国传统知识发生冲突，他们就对后者进行批判，为引进西方知识铺路。

这样一来，致力于引入西方所谓先进知识理念、以引领中国现代化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群体就出现了，并与中国原有的传统士大夫阶层逐渐脱离开来。

新生知识分子群体在推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要求改变中国传统知识或制度观念，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些惊恐。其中一派寻求回归或坚持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秩序，即所谓保守派。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一派很快压倒了保守派，以致到新文化运动时发展成了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几乎全盘的批判和否定。

如何评价这个过程？放在整个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语境里，它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致力于从西方输入学理来改造传统中国，通过推动观念上的现代化引导经济基础乃至制度变革。1905年废除科举建立新式学校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过去以四书五经为基础的儒家知识结构退场，西方化的知识分类、学科安排和教育体系登场，这些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西方化、确切地说是西方现代化的内容。若无这些内容，中国无法完成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转型。

1896年李鸿章访美

就此而言，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近代发展历程中的作用应获得肯定，它是改造旧传统、推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一种主导力量，这也是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知识分子的共性。

百年卑怯

但在肯定这种进步意义的同时，也不能回避在此期间知识分子群体存在的问题。首先，在那个通过西方化实现现代化的历史阶段，知识分子基本上把西方化等同为现代化了，没能对西方知识中作为纯西方的东西与作为现代化的东西进行明确区分。1934年，当时上海《申报》发起有关西方化与现代化异同的讨论。得益于那场大讨论，这两个不同概念才被更多中国人所了解，我们也开始去西方化而采用现代化这种表述，直到现在。

其次，探究“西方何以富强，中国何以贫弱”的时代命题时出现认知偏差。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学术思考的核心问题。而彼时很多知识分子都从观念、制度入手寻找答案，很少考虑到一个民族的经济基础和发展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一种面对西方时的卑怯。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魏源为代表的那一批人认为中国器物不如人，那个判断总的来说还算正确。但甲午战争后马上上升到制度层面，认为中国制度不如人，于是要改变甚至彻底废除原来的制度。但问题是，制度是否像衣服一样可被随意更换，它有无自己的历史沿革？当时没人严肃提出这个问题。

较之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两个当时的西方主要政体，中国制度被视为专制制度，要被抛弃。但中国引入所谓先进的民主共和制后，还是没有起色。既然光动制度不行，就又有人主张引入西方观念，即自由民主人权那套东西。如此一来，在回答“西方何以富强，中国何以贫弱”的命题时，中国知识分子就从最初的军事层面，一下跳到制度、观念甚至人种层面，而无视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