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通过政策调整、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机会成本。有些与生育、养育和教育相关的成本是无形的，并且造成对家庭及其女性成员的长期不利影响。例如，女职工承受过重的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会使这个群体在岗位获得、职场升迁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即使有一些受到法律法规保障的职工育儿权益，女性职工有时也会以隐形的方式受到劳动力市场的“惩罚”，使她们未来的职业发展遭遇障碍。

因此，用制度形式保障权益和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机会成本，要求从立法、执法、规制等方面完善包括产假、育儿假、陪护假、哺乳假等在内的生育休假制度，创造育儿友好的就业环境，让违法和违规的市场主体受到有形的惩罚，确保不让遵规守法的家庭和劳动者付出无形的代价。

此外，加大个税抵扣力度，譬如提高抵扣的照护婴幼儿年龄，以及提高抵扣照护和教育费用比例等，也是一种基于制度的生育激励机制。

最后，从全生命周期提供更充分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通过稳定家庭预期提升生育意愿。生育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是一个着眼于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也是构成生育友好型社会的主要支柱。

从迫切的现实需要着眼，应该明显改善全社会的儿童养育环境，在现行义务教育基础上提高受教育年限，提高就业质量和稳定性，让所有人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承担得起保障性住房，以及得到基本养老保障和服务。

从战略层面，这些方面均在《决定》中得到部署，包括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加大满足刚需的保障性住房供给等。

今年两会，育儿补贴成为热词

以畅通社会流动激发家庭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不仅反映家庭当下的财务预算和精神需求，更取决于家庭的长期福祉预期，包括父母对自身职业及孩子发展的考量。人们攀登社会阶梯面临的均等机会，即向上社会流动的必要条件，包括更优质的教育、更高质量的工作、逐步提高的收入和不断改善的生活品质等。在微观层面，社会流动表现为家庭内子女一代的生活质量比父母一代有显著的改善。在宏观层面，社会流动表现在社会整体的代际和人口队列间生活质量有明显的改善趋势。

在家庭长期预期良好、社会流动性强劲的情况下，家庭的生育意愿就会更接近社会期望的生育水平。鉴于扩大市场机会和消除体制机制障碍是促进社会流动的根本举措，也就必然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基础。

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的早期，生育率从较高的水平上迅速下降，通常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私人财富的积累，表现为总和生育率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方向的负相关关系。然而，在更高的发展阶段，很低的生育水平已经成为常态或稳态。

以此为起点，生育率朝着更替水平回升则取决于更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不仅包括人均收入，还包括受教育年限和预期寿命等社会发展指标的改善。那些生育率回升效果较为明显的国家，通常具有极高的人类发展水平，以及与之相伴的更符合期望的社会流动性、主观幸福感和性别高度平等等表现。对我国来说，从这些方面着眼促进社会流动，提高人类发展水平，既是创造生育率回升条件的必要之举，也是提高人口素质和人民生活品质的必然要求。

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各项举措要求全局着眼、顶层设计、整体协调和综合施力，在《决定》中均得到充分的体现和明确的部署。

首先，在努力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以保证市场机会持续涌现，并公平均等地惠及每个人口群体。

其次，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作用机制，有效解决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最后，破除各种阻碍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包括完善促进机会公平制度机制，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用人和招工制度改革，以及改进档案和就业信息服务等；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让社会保障确实覆盖特殊就业人群和新就业形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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