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杰明·赫斯科维奇，译/ 观察者网 李碧琪】

尽管世界已经迈入新的一年，新的美国总统也已上任，但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仍在继续。四年前，出于某些政治动机，贸易制裁的迹象就已经出现，仅2020一年，澳大利亚对中国就减少了价值约30亿澳元产品的出口。贸易争端已然影响了澳各个行业，煤炭、葡萄酒、大麦和棉花所受影响最为显著。截至当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将大幅放宽这些贸易限制。

尤其是2020年，中澳两国外交和政治关系急剧持续下滑，贸易状况进一步恶化。现在，澳大利亚面临的是日益尖锐化和极富挑战性的外交形势，可能出现针对澳在华公民的安全问题，领导人和部长级互访交流频度的下降，以及同中国官员接触机会的大幅减少。

过去十年间，中国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经济制裁手段，澳大利亚并不是唯一遭受制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对挪威、日本、蒙古、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曾施加贸易限制，以表达其愤怒并力图推动他国或地区改变对华政策。如今，这种情况又发生在澳大利亚身上，许多澳大利亚人都在思考如何保护澳大利亚的出口产业，并最大程度地降低中国对本国的影响。

外交对话是解决争端相对便利的方式

对美国来说，支持澳大利亚与中国打贸易战有双重目的，与拜登政府意图加强盟友关系，以及同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工作重心相吻合。而帮助澳大利亚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既可以阻止中国在整个印太地区扩展影响力的雄心，同时也能够以切实可信的方式履行对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承诺。有了支持澳大利亚的种种动机，拜登政府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甚至在上任之前，拜登就表达了对澳大利亚的声援。为应对2020年最后几个月中国对澳日益增长的经济压力，美国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发布推特称：“正像我们一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与我们的盟友澳大利亚肩并肩站在一起，团结民主国家的同胞，推进我们共同的安全、繁荣和价值观。”

从澳的角度来看，作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之一，沙利文表达支持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表明对于拜登政府，澳大利亚在华盛顿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所提高。

但是，仅靠团结并不能缓解中国对澳贸易制裁所带来的严峻经济压力。中国除了保护本国工业和致力于实现自给自足外，其经济施压还普遍受到特定的政治、外交、军事或经济上不满情绪的驱动。换句话说，施加制裁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为应对其他国家威胁而采取行动。

中国有时候会在没有得到补偿的情况下收回这种经济施压，今年或许也会这样做，因为中国钢铁和能源行业的发展需要这些进口产品。但在中国能够承担贸易限制的经济成本的情况下，在经济限制大幅放宽之前，中国通常会要求受制裁国做出具体保证与保全面子的让步，或作出相应的补救。中国坚决使用贸易限制的情况，对美国试图仅靠外交辞令来改变中国的政策举措，不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中国会注意到拜登最近对中国“滥用经济权力”和“咄咄逼人的胁迫行为”的批评。如果美国提高这些批评的程度，例如通过在领导人会晤时直接提出问题，或推动反对中国对澳经济制裁的七国集团宣言，中国对这一问题必然会进行更多的考量。

类似的外交举动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中国运用贸易武器的手段，也可以在国际上扩大反对中国对澳实施经济制裁的声音。但是，几乎没有理由认为，仅凭这样的批评，中国的领导层就会改变其想法。正如最近中国的外交进攻趋势，以及过去十年来中国将贸易制裁作为处理国际关系手段的工具所表明的那样，中国愿意为了追求国家目标而忍受重大和长期的声誉损害。

中澳关系和中国共产党的敏感性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参与了在葡萄酒问题上显示团结的象征性活动，可能也只会带来十分有限的改善。2020年11月，在中国对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征收高达212%的反倾销关税后，包括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内的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开始发布自己喝澳大利亚葡萄酒的照片，以支持澳这个老盟友，并以此作为挑战中国的手段。就像2020年12月“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发起的为期一个月的购买澳大利亚葡萄酒运动，这些举措是饶有趣味的、戏剧性的政治讽刺，也是对中国的警告。

但是，要在葡萄酒上保持团结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征收关税，最终可能对美国葡萄酒出口商带来积极影响。因为这一政策会推动中国消费者寻找替代品。尽管关于对澳关税会使美国葡萄酒出口商受益的数据尚不明晰，但据报道，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贸易的限制已经使加拿大和美国煤炭出口商受益。

加拿大企业Teck增加了对华煤炭出口，图片来源：mining.com报道截图

因此，面对澳出口商被中国设限而产生的市场空间，即使是出于衷心帮助的愿望，显示团结也依然抵不上填补市场的商业冲动。

其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制定明确的政策和执行机制，市场基本上不会响应国务卿的建议。对于澳葡萄酒出口商来说，在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改变市场的情况下，在华盛顿和美国驻世界各地大使馆多喝几瓶南澳大利亚红葡萄酒，仅仅是于事无补的安慰。

如果小规模的消费者行动主义不是有效的应对措施，那么拜登政府是否也应该对部分中国出口商品设置关税和其他的贸易限制，以此作为反击中国对澳大利亚制裁的措施呢？邦妮·格拉泽(Bonnie Glaser)提出了一套反胁迫集体行动安排的方案，目的在于让中国为其出于政治动机的贸易限制付出代价，并以此增强对潜在受害者的保护。

此类举措可能会影响中方在决定何时、针对谁实施贸易限制时的长期风险考量。但鉴于中国共产党的受围心态以及对被美国主导的遏制战略所削弱的担忧，这意味着，如果采取这种政策，可能会进一步给澳大利亚带来经济阵痛。

中国共产党通常将澳大利亚的行为解读为受美国主导、旨在损害中国利益的多国协同行动。澳大利亚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在人权、海洋和领土主张以及中国的海外投资等一系列争议问题上挑战中国。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澳大利亚对中国人权和南海政策的侵犯是对中国社会稳定、政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直接挑战，对其“核心利益”的直接威胁。另外，澳大利亚对中国公司作为供应商和投资者的限制，也被中国共产党视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威胁。

所以，自2016年以来，为应对这些侵犯国家主权的措施，中国在经济、外交和政治等方面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