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新储备货币的信心和外部价值？

李波：那您提出的新储备货币体系，是怎样的架构？您也要发表一篇相关论文，对吧？

巴蒂斯塔：是的。我正在为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写一篇论文，初稿于十一月完成。我从2023年开始就为此研究，最早的一篇文章发在观察者网，是2023年9月，标题是《一种金砖储备货币？》。如你所说，我把这种货币取名为R5，因为当初5个金砖创始成员国的货币都以字母R开头，所以为什么不取这样一个名字呢？

但后来我把名字改成了新储备货币，因为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金砖成员国都愿意加入这个计划，比如印度因为种种理由态度犹豫。正如你提到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案例，如果非金砖成员国愿意且准备好加入这一储备货币计划，为什么不行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比如，我们可能形成一批国家参与，包括中国、俄罗斯、巴西、南非，以及尼日利亚等非金砖成员国，15到20个国家组成。这就足以形成一套新的货币体系，并非全球性体系，因为西方国家不会加入。事实上，西方国家可能会试图削弱这个体系。

李波：其他国家会知道。

巴蒂斯塔：我想会如此。如果我在巴西政府内任职，我会非常低调地推进这个计划。但我不在政府里工作，所以可以自由发言。但要等到气氛成熟的时候，比如中国国家领导人在上合峰会召开期间宣布上合组织新开发银行成立。先要在组织内部讨论，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再宣布成立，而不是在条件未成熟时草率公开。

李波：是的，所以关于这个新储备货币的功能，首先，为了帮助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管理汇率。

巴蒂斯塔：首先，我们需要的是一篮子货币。类似于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但会由不同国家组成。类似SDR的情况，中国在其中的权重应该更大，因为中国经济体量相对较大，我们会有一个加权平均的货币，作为第一阶段的计价单位。银行的参与国需要为这种货币提供担保。

李波：如何使这个责任机制变得可行呢？新货币的锚定物应该怎么处理？

R5可以以特别提款权SDR为基准，1个R5等值于1个SDR，并在此基础上浮动。图为SDR篮子各货币组成权重变化

巴蒂斯塔：首先，你必须将其确立为计价单位。然后在某个时刻，你会把新的计价单位转变为新的储备货币支付单位，最关键的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目的。

这一货币的汇率将是参与过本币的加权平均值。但信心来源于何处？需要某种程度的货币担保，某种锚定物。可是，很多人误解了“锚定物”在货币中的含义。它需要一个系统，确保货币随时能以固定价格，完全可兑换成某种可信的东西。

俄罗斯经济学家说，这个锚定物一定得是黄金，或者一篮子的大宗商品。但这样是行不通的。为什么？因为可兑换性必须在固定价格下得到保障。如果黄金价格上涨，黄金上涨，货币就会随之升值；如果黄金价格下跌，货币也会下跌。这就会导致很大的波动。

所以，需要一种稳定的锚定物，从而建立信心。你不可能通过一种不稳定的锚定物来建立信心。

李波：但这种东西很难找到。

巴蒂斯塔：我的建议是，我们可能需要创建一个新的机构，也就是一个国际发行银行（缩写IIB）。这个银行会发行两种东西，一种是新储备货币，另一种是新储备债券。这种货币将可以完全按固定价格兑换成由银行发行的债券。债券又可以兑换成一篮子债券，这些债券是参与国的国债，该篮子的权重与新计价单位中的权重相同。

李波：所以，国债最终就成了担保物。然后问题又来了，如何处理信心问题？你的方案是从货币转换到一篮子国债，有人会质疑，这些主要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券本身也有问题，比如借贷过多或面临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些国债存在通胀风险，你也提到过德国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地租马克（Rentenmark），用来遏制他们面临的超级通胀。

巴蒂斯塔：这是我形成这个想法的灵感之一，虽然不是唯一的来源。德国的地租马克是如何重组的？它并不依赖黄金标准。因为德国没有足够的黄金储备，当时它需要支付战争赔款。

但这跟今天面临的情况不一样。你说的没错，现在关键问题是参与国国债的信用。请注意，别忘了还有中国，中国是一个稳固、财力雄厚的国家。

李波：但中国可能会说，我们不想为此承担过重的负担。就算中国愿意帮忙，也只能在这个货币篮子里占30%的权重。

巴蒂斯塔：我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相比其他参与者，中国太庞大了，所以我们也要避免这家银行被外界视为中国的政策工具的情况。

李波：是否可以通过生态储备，生态与绿色资产作为锚定物。虽然中国的生态资产不多，但全球南方的国家有一些。

巴蒂斯塔：但是生态资产作为锚定物并不可行，因为它们流动性差，无法用于锚定物。

李波：不过德国的地租马克也是建立在非流动的资产价值上。

巴蒂斯塔：没错，但你知道德国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他们发行了担保的货币，这些担保是通过抵押资产来实现的，这样资产就变得流动了。

德国魏玛共和国于1923年推出的地产抵押马克，旨在应对一战结束后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不久后被国家马克取代

李波：我明白了，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抵押的方式来增加生态资产的流动性，并降低中国的权重。

巴蒂斯塔：其实，我认为不一定要减少中国的权重。我们可以告诉中国，我们对资本占比的计算方式不只是基于GDP或购买力平价（PPP），而是基于一个公式，这个公式会压缩一定比例的投票权，类似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机制，以便给予小国更大的权重。

我们也可以考虑双重多数制，或是合格多数制。我的基本观点是，这是一个知识上的两难抉择。我们一方面需要中国，因为中国是财政上最稳定的国家；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权重过大，银行就会被看作是中国主导的，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多边机构。

李波：没错，这样就无法实现最初的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