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冲突解决格局的深层重塑

1989年后，诸如《代顿和平协议》（译者注：1995年由前南斯拉夫联盟、克罗地亚和波黑三国领导人签署，旨在结束波黑战争的和平协议）《奥斯陆协议》（译者注：1993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在挪威奥斯陆秘密会谈后达成的和平协议，议确立双方相互承认的合法性及“以土地换和平”原则）《波恩协议》（译者注：2001年底，联合国在波恩召开阿富汗问题特别会议，阿富汗各方势力参加，签署《波恩协议》，确立了重建阿富汗的“波恩进程”，并组建了以卡尔扎伊为主席的临时政府）与《巴黎和平协议》（译者注：全称为《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由越南、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于1973年1月27日在巴黎签署，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等重大和平协议，多由西方国家主导推动。

过去二十年间，随着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与对西方主导秩序的反弹上升，国际调解格局发生结构性转变，一批新兴中等强国登上舞台中央。如今，见证重大和平进程的城市，更多地是安卡拉、多哈与利雅得，而非昔日那些频繁出现在和平协议命名中的欧洲城市。

报告重点分析了以卡塔尔与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调解者，认为其凭借相对中立形象、跨阵营网络与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沟通渠道，嵌入和平进程核心。其风格更偏向非正式与个人外交，强调灵活交易式安排，往往聚焦停火、交换与人道通行等有限成果，而较少纳入转型正义与制度重建等自由主义议程。卡塔尔2006—2011年间在也门、黎巴嫩与达尔富尔等地斡旋，依托小国中立形象与对伊斯兰主义力量的接触传统，通过财政激励促成阶段性协议，并在促成2020年多哈协议中发挥关键作用。近年其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谈判中居于核心位置，同时尝试提升调解工作的制度化能力。

土耳其的调解更直接服务于其区域主导战略。自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安卡拉将和平斡旋作为扩展地缘影响的工具，活跃于巴尔干、中东、非洲及俄乌谈判，并与联合国推动黑海谷物倡议。尽管身为北约成员，土耳其仍维持与俄罗斯的沟通渠道，将调解转化为战略自主与多边博弈的筹码。

报告指出，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调解路径亦出现转向，呈现高度个人化与交易化特征，强调速效成果与经济回报，弱化以自由主义规范为基础的系统性解决方案。特朗普在绝大多数欧洲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于达沃斯论坛上高调推出的“和平委员会”，以最为直白的方式将其以赤裸交易逻辑重构国际秩序架构的政治愿景公之于众。与此同时，有多方迹象表明，这一具有强烈不确定性的外交风格已在海湾国家与土耳其政策官员层面激起不安与深层忧虑，各方对特朗普式和平协议能否经受时间检验、维持长久稳定深感疑虑。这或将为欧洲深化与这些新兴调解力量的战略协作提供历史性契机——以灵活务实的姿态与之接触，同时坚守系统化解深层历史积怨与结构性矛盾、构建更具持久性解决方案的战略决心。

3.这些新兴秩序形态能否重塑国际秩序？

就目前而言，断言崛起中大国与中等强国为应对国际失序而推出的多元战略，是否会凝聚为一种持久、系统的新型国际秩序，仍为时尚早。历史经验表明，国际秩序往往需经长期沉淀方能成形：1919—1920年巴黎和会所构想的新秩序迅速瓦解，而1945年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战后安排则延续至今。由此观之，当下种种新兴合作形态究竟是过渡性现象，还是秩序重组的开端，尚难定论。然而，有若干因素或可预示这些新兴合作模式能否取得成功。

其一，是变革力量与既有秩序捍卫者之间的实力对比。特朗普治下美国推动反自由主义议程，西方右翼力量跨国联动，可能塑造一个后自由主义政治集团；俄罗斯亦可能借机削弱欧洲自由主义结构。中国的反霸权布局则依赖他国支持或默许，并在金砖+框架内维系松散团结。然而，这一由后西方与非西方力量拼合而成的结构能否长期稳固，仍存疑问。

其二，是互联互通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韧性。若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国际规则体系失效，海上通道与海底基础设施将面临巨大风险，全球贸易与数据流动或遭重创，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将承受更高地缘与金融不确定性。气候变化与技术变革亦可能重塑战略路径：极端气候削弱项目可行性，人工智能与通信技术则既可能使既有通道过时，也可能催生新的战略空间。

总体而言，当下更像一个规则松动、合作碎片化的过渡阶段。“金砖+”等机制虽在削弱西方影响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却缺乏系统性替代方案；中国尚未展现构建全球新秩序的明确意愿，而以文明叙事或势力范围为基础的构想亦难以提供普遍规范支撑。大国利益高度交织，中等强国具备相当自主性，使任何简单的全球再分割都难以实现。

因此，这些新兴合作形态更像是在秩序碎片化背景下巩固本国战略地位的工具，而非构建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则体系。它们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走廊与供应链安全编织利益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冲突降级与经济收益，但尚未形成完整的制度框架。对欧洲而言，关键不在于简单接受或拒斥，而在于如何理解这些合作形态的逻辑，并以建设性方式参与其中，在坚持长期稳定与规范原则的同时，适应这一无序时代的现实变迁。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名男子从欧盟总部大楼外经过。 资料图：新华社

4.欧洲如何回应？

报告所梳理的新兴合作形态，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传统外交路径构成深刻挑战。欧洲长期作为“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核心捍卫者与受益方，倾向以制度化、多边化与规则导向的方式推进国际合作；而崛起中大国与中等强国构建的战略网络则更灵活务实、强调弹性与效率。若欧洲仍主要依赖传统多边机构，可能在关键谈判、贸易安排与和平进程中被边缘化。因此，在维护既有制度的同时，欧洲必须更主动地介入新兴合作进程，尝试影响其发展方向。

面对金砖+等框架所体现的反霸权情绪，欧洲不应采取阵营忠诚测试，而应当正视多重结盟的现实，在具体议题与领域层面积极寻求务实的议题性联盟与行动联合。巴西、印度、南非、阿联酋等国家虽在某些问题上挑战西方主导地位，但仍可能将欧洲视为重要的贸易与发展伙伴。要实现有效合作，欧盟需提升决策效率与政策灵活性。

在互联互通领域，“全球门户”体现了欧盟在这一方向上的政策承诺与战略意志，但其执行迟缓与附加条件过多削弱吸引力。欧洲应在回应伙伴需求与维护自身利益之间取得平衡，通过强化透明运营与支持本地产业生态，提高合作竞争力。

在卫生与发展政策上，欧洲应尊重伙伴国自主权，呼应“阿克拉重置”等倡议，加强能力建设与投资环境改善，并推动私营部门参与，同时增加对伙伴国政府的直接支持，减少过度中转与附加限制。

在冲突调解领域，欧洲应及时捕捉并积极利用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新兴调解力量正在寻求提升调解工作的专业化与制度化水平，并着力寻求更具持久效力的政治解决方案，以此抗衡特朗普交易式外交路径所内含的短视主义倾向。欧洲政策制定者可以积极探索与卡塔尔、土耳其等国开展新型合作的具体路径，系统性强化其冲突解决的专业能力与制度基础，同时推动调解进程更为系统地关注与应对冲突爆发与延续的深层结构性根源。

总体而言，欧洲需要清醒认识到，当今的国际政治生态，对于以集体自由主义规范路径系统性应对各类跨国共同挑战的方案而言，已充满了深层的制度性阻力。然而，欧洲并不需要就此抛弃对合作、开放、问责与包容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价值信念与政策承诺。与其汲汲于构建一个全面充分体现上述理想的新国际体系，欧洲政策制定者更应以务实的姿态，主动与当今国际体系中各方活跃的战略能量中心深度接触，并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系统地将这些价值理念注入相关进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必须清醒正视非自由主义价值观及其所催生的新型政治网络，在西方阵营内部乃至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所具有的现实吸引力与政治动员力。

为重新赋予国际合作以实质性推动力，欧洲应将政策重心转向切实可见的政策成果与互利共赢，而非执着于宏大的国际体系重构工程。唯有如此，欧洲才最有可能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持续扩展自身影响力，并为最能切实维护和拓展欧洲核心利益的国际参与路径赢得坚实的国内政治共识。这一路径固然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催生一种新的全球秩序，但却是欧洲在无序纷乱的世界中审时度势、开辟前路的最佳战略选择。

（文章转自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于2026年2月12日发布的政策简报，原题为“After the rupture: Middle pow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order”，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