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塑互联互通网络

半个世纪前在贸易、金融与信息流动中几无话语权的国家，如今已成为全球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重要塑造者。随着世贸组织多边谈判陷入僵局，崛起中的大国与中等强国转向通过重构基础设施网络争取更大贸易与战略红利。其中，中国2013年启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最具代表性。上世纪70年代中国出口仅占全球约1%，此后通过对交通与相关产业的系统性投资，重塑全球物流格局，将出口份额提升至约15%；“一带一路”累计形成约1.3万亿美元的合同与投资规模，并为更宏大的战略布局提供支撑。

围绕“地缘基础设施”（geoinfrastructural）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些国家着力打通原材料与制成品的外运通道，另一些推进电气化与数字化改造，抢占数字经济高地；还有国家利用扼守物流与信息要道的区位优势投射影响、征收过境收益或主导规则。经济走廊建设往往旨在绕开关键咽喉要道、提升网络韧性。以贯通巴西大西洋港口与秘鲁太平洋出海口的跨洋铁路为例，其潜在功能在于为巴拿马运河提供替代通道；在美国强化西半球战略聚焦的背景下，这一路线对巴西、中国与秘鲁的吸引力上升。

两洋铁路路线规划图 图源：巴西媒体

在地缘基础设施竞争的棋局上，土耳其亦已成为举足轻重的战略玩家，其布局不仅深耕本地区，更积极向外延伸。其与伊拉克推进的“发展道路”项目，以法奥大港为锚点向西连通土耳其及欧洲，意在开辟区别于苏伊士运河与绕行好望角航线的新通道，并与“一带一路”及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India-Middle East-Europe Economic Corridor）形成竞争。该项目牵动地区博弈：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派系担忧依赖度下降而反对，科威特顾虑本国港口竞争力受损；卡塔尔与阿联酋则参与融资，尽管其自身港口或受分流影响。

阿拉伯海湾国家的战略资本与利益布局，同样正在深度重塑非洲互联互通的整体格局。2013—2023年其在非洲外资中的份额由2.1%升至8%，近两年投资额达1140亿美元，重点布局能源与港口、航空等基础设施，契合非洲多元化需求，但也加深其卷入地区冲突的动机。与此同时，土耳其对非贸易版图外扩，建筑企业承揽会议中心、议会大厦、机场与铁路项目，在部分工程上取代中国，但关键线路仍与中方建设衔接。

南南合作趋势亦在增强，例如围绕金砖框架推动的海底电缆等设想，可能为超越西方主导的互联互通架构奠基。欧洲也并未缺席竞争：欧盟“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 announcement）推进虽不及预期，但正以洛比托走廊为非洲旗舰项目；IMEC在2023年G20期间宣布，兼具经济与地缘政治意图，虽受中东局势与美印政策变化影响，仍具潜在战略价值。若洛比托走廊与IMEC协同推进，欧盟有望在非洲、亚洲与拉美开辟新的地缘经济网络，展示更具机动性的战略能力。

（三）净化西方

报告指出，从既有秩序向新秩序的历史性过渡，通常以核心价值观、主流信仰与主导政治理念的深层位移为根本驱动力。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地缘政治大背景下，这些深层转变已清晰可辨——集中体现为主权主义政治与右翼势力的全球性崛起，而特朗普重返白宫及MAGA运动对“西方”内涵的重塑，更是加速了这一趋势。MAGA运动意图重新定义“西方”内涵、全面逆转自由主义规范的政治雄心，不仅在欧洲极右翼与民粹主义政治势力中激起了强烈而广泛的共鸣，更在西方多国相当规模的选民群体中引发了深层的回响。

这种多方政治力量汇流汇聚所产生的强大磁场，为那些传统上对美国心存疑虑乃至带有深层敌意的政治行为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动寻求与华盛顿携手接触、共谋合作，打开了历史性的战略窗口。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这些力量与美国政治同道携手并进，找到了深度契合的利益交汇点：双方关系已从表面话语层面的相互唱和，跨越升华为实质性的协同合作与资源共享，具体形式涵盖联合宣传平台的搭建运营、选举竞争中的相互策应与背书支持、精英圈层跨境人脉网络的系统构建，乃至政策层面的深度协调配合。

这一政治网络虽仍深植于西方政治的土壤之中，却已悄然嵌入一张编织日益紧密、持续向外蔓延扩张的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政治合作网络之中，其辐射触角早已跨越地区边界，延伸至传统欧洲大西洋西方的疆界之外。通过积极互换政治叙事话语、组织动员策略与治理“最佳实践”，这些行为体彼此相互赋能、互为犄角，在强化各自国内政治议程的同时，合力推动形成一个逻辑更为自洽、内聚力更为强劲的主权主义政治生态体系，蓄势待发。

这一趋势在跨国论坛上尤为明显，尤其是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CPAC）。该会议自20世纪70年代创立以来，已扩展至欧美及亚太多地，成为右翼领导人、智库与意见领袖协调立场与传播叙事的重要平台。越来越多非西方行为体借此获得意识形态背书与政策模板，虽未形成统一集团，却构成相互强化的政治力量网络，共同推动对“西方”的重新定义——将其从地理与制度概念转化为强调文化同质性与文明认同的价值共同体，并将自由主义描绘为偏离传统的历史“歧途”。在这套精心建构的叙事框架之下，自由民主规范被描绘为从内部悄然侵蚀西方文明的蛀虫，一点一滴地掏空了文化凝聚力、政治权威与文明自信，令其根基动摇、空心化日趋严重。

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文明自信”，并对欧洲发出价值重燃的呼吁。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将自由民主实践本身界定为欧洲脆弱性的根源，颠覆传统安全叙事；意大利总理乔尔吉娅·梅洛尼与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等人呼应这一文明话语，将保守主义斗争上升为跨国“文明之战”，并且其影响已外溢至拉美等地区。

2025年达沃斯论坛上，阿根廷总统米莱明确点名了这一跨国政治联盟：“我在世界每个角落都找到了并肩作战、共同捍卫自由新理念的盟友——埃隆·马斯克、乔尔吉娅·梅洛尼、布克莱、内塔尼亚胡、欧尔班和唐纳德·特朗普。[……]慢慢地，觉醒左派在政治、教育机构、媒体、超国家组织乃至达沃斯等论坛中看似牢不可破的全面霸权，已开始出现裂缝与松动。我由衷希望，自由的理念能就此破茧而出，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米莱此番言论说明，欧洲和北美以外的政治行为体，正在以日益主动的姿态深度介入这一跨区域主权主义政治生态所精心构建的叙事体系与跨国组织网络，并将其创造性地移植、改造与重构为契合本国历史土壤与现实政治语境的本土化实践形态。

这种对“西方”的重新定义，在制度层面同样产生了深远冲击：多边机构在此话语体系中被视为自由主义扩张工具。美国于2026年宣布退出若干国际组织，体现了以双边与意识形态同盟替代多边主义的取向。更宏观地看，印度、俄罗斯与土耳其等亦在推进各具特色的文明叙事与主权话语，巩固国内权威并扩展外部影响。综合作用之下，一种跨区域的威权民粹主义网络正在浮现，构成对自由主义规范与既有国际制度的深刻挑战。

对此，欧洲绝非可以置身事外的化外之地：欧洲各国理应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深刻认识到上述趋势与最符合欧洲根本利益的国际合作模式根本背道而驰。欧洲若要避免被动，应在开放、包容与问责等自由主义原则基础上，重建对国际合作的社会共识，并以能够赢得广泛民意支持的方式回应这一全球性政治转向。

（四）重夺全球公共产品治理主导权

报告同时指出，以少数富裕国家向低收入国家提供赠款或优惠贷款为核心的传统发展合作模式正加速瓦解。发达国家将资源更多转向国防等战略优先事项，并把发展政策与本国利益更紧密挂钩；美国大幅削减对外援助，中国与海湾国家则以更鲜明的商业逻辑介入合作。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反感捐助方—受援方结构中的家长式权力关系，转而寻求更具自主权与对等性的伙伴框架。对气候融资承诺落空及疫情期间疫苗分配不公的不满，进一步促使这些国家从争取援助转向质疑国际金融体系的结构性不公，并在减贫、债务、卫生与气候议题上争夺更大主导权。

在此背景下，改革倡议相继出现。2022年，米娅·莫特利发起“布里奇顿倡议”（Bridgetown Initiative），推动债务工具改革与多边开发银行扩容；巴西与南非借二十国集团平台强化反贫困、债务减免与气候融资议程。然而，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发达国家的政治承诺，实际成效受限。2025年美国暂停大部分发展援助与全球卫生资金，导致非洲卫生项目严重受挫，也暴露出对外部资金的深度依赖。

DAC*国家净发展援助2010–2027年，单位：十亿美元。发展援助委员会（DAC），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框架下主要援助国组成的国家集团。数值以2023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这一冲击催生了2025年8月由加纳总统马哈马推动的“阿克拉重置”（Accra Reset）。该倡议以卫生主权为切入点，主张加强本国资金决策权、推进国内资源动员和体制改革，以整合式国家战略取代碎片化的捐助方主导项目模式，并通过本地采购与管理优化提升效率。其目标不仅限于卫生领域，而是探索一种以投资与可持续商业模式为核心的新型发展合作范式，动员主权财富基金与养老基金投向本国发展。

报告分析指出，“阿克拉重置”在强调投资驱动与双边合作方面，与特朗普政府随后提出的全球卫生新战略存在某种契合：后者在冻结多边资金后，转向以投资机会和双边协议为核心的合作模式，部分非洲国家对此持务实欢迎态度，而多边谈判则进展缓慢。整体而言，全球发展合作正从援助逻辑转向投资与主权导向的新框架；欧洲若要保持影响力，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在目标设定与资源配置上的更大自主权，同时在市场机制失灵之处审慎运用优惠贷款与赠款予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