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旺达的重建——作为政策的铭记

与前几篇剪不断，理还乱的头绪相比，对卢旺达的评述似乎给出了一个相对明确的答案。作者根据自己大量的访谈结果，为我们梳理了卢旺达在经历那场大屠杀灾难之后层次清晰，顺遂而成的重建过程。

从纪念仪式到公众教育，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和解，这一过程可以说包罗万象，既有纳粹之后德国不断建起的纪念碑，也有俄罗斯在公众宣传中不断回溯民族英雄的教育；既有中国以经济为中心来淡化历史，也有南非真相与和解的尝试。这场政府包办的社会重建，顾及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循序渐进，最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与其他国家相比，卢旺达的历史重建最有条理，也最全面，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也被作者推崇。

卢旺达（图/视觉中国）

这与卢旺达本身面对的问题有关。卢旺达大屠杀的惨案已无需赘述，然而，正是这将这个国家化为一片废墟的惨绝人寰的灾难，使得卢旺达的历史重建开始于一张白纸，也为曾经对立群体的重新融合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性。

那一场大屠杀毁灭了一代人，甚至使卢旺达出现了文化断裂，而正是这一断裂，抹去了卢旺达人的历史记忆，将历史恩怨和群体异质性限制于部落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尽管是一贯的，但其一致性也使公共宣传和教育更容易找到消弭此异质性或淡化异质性的方法。

历史纠纷被大屠杀的血泪简化为杀与被杀，看似是最深的家仇，但实际当一代人的记忆都因死亡而消逝时，家仇中家的成分减少，文化的成分亦减少，同时，在代际的不断新陈代谢中，这段记忆能够通过诸如经济发展等淡化并逐渐替代。对于这样一场非文化性质的灾难，由于其没有留下很多能够深入记忆，烙下深刻烙印的文化性的历史材料，也使其更容易被处理。大屠杀于卢旺达人，逐渐成为一个出现在课本中的历史事件，而非情感记忆。

大屠杀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如果说有情感的记忆，这份记忆也为对立双方和解提供了可能性。面对如此生灵涂炭，此时的双方正如二战后的欧洲一般，没有人愿意再使用暴力，没有人承担得起如此暴力的代价。在这场灾难中，没有人是受益者，因此，双方实际拥有共同的情感基础，即和解的需要。抓住这种共同的需要，卢旺达政府得以通过不断的和解一点点释放人们隐藏心中的怒气，从而在满足释放需要的同时达到和解。

因为大屠杀造成的过于惨痛的后果，在文化断裂之后的卢旺达能够重建一套新的价值系统和情感体系，保持国内的稳定和不断发展，这是令人欣喜的。在某些政策方面，亦对其他国家的历史重建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然而，作者并未停留于此，而是看到了卢旺达历史重建中政府主导这一特征，并在此继续做文章。此处，作者指出卢旺达社会内部隐藏的不满和异质性，面对这种变化，卢旺达政府并没有做出充分的反应，而是继续在保持自己执政地位的过程中掌控者整个国家历史重建的过程。

而长期的政府高压似乎也带来了反抗，作者担心如此继续只会积累不满而造成下一波灾难。的确，在卢旺达历史重建的过程中，尽管政府起主导作用，但地方民众的创造力和忍让也是重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当重建已经获得了不小的成绩，政府应当还民众其应有的空间，况且如今的民众已经接受了公众教育，似乎不再是之前的乌合之众。

作为专题的最后一篇，卢旺达大屠杀的历史记忆给我们以信心，当然需要看到的是，卢旺达的问题可以说是各国中较容易处理的，想要理解并重建其他不死的幽灵般的历史，仍需更多努力。

文章来源：

编译文章为《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8年第一期（Jan./Feb.）专题文章，分别为：

Annette Gordon-Reed, America’s Original Sin；

Richard J. Evans, From Nazism to Never Again；

Nikita Petrov, Don’t Speak, Memory；

Sisonke Msimang, All Is Not Forgiven；

Phil Clark, Rwanda’s Recovery。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标题为《一个国家如何面对历史中的“原罪”？》，作者：《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编译：王静姝，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