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西方政府支持以色列的战争努力，以色列人却感到自己与世界越发疏远。这种疏远感并非空穴来风：大多数外国航空公司都停止了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而以色列的信用评级处于历史最低点。但另有些疏离感是自己造成的：主流希伯来语媒体突出报道西方校园和公共场合中声援巴勒斯坦人的抗议活动以及反犹事件，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即这些事件代表了最古老、最非理性的仇视犹太人的形式。

与之相似，关于以色列在加沙犯下战争罪或企图进行种族灭绝的说法在以色列则通常被斥为恶毒的宣传，而这一情况目前正在两个国际法庭审理（指南非在国际法院诉以色列种族灭绝案，以及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申请对内塔尼亚胡和格兰特的逮捕令）。

当地时间2024年10月6日，美国波士顿的抗议者要求在加沙立即停火。 视觉中国

放弃胜利幻想，改变心态与战略

9月，以色列政府加紧对真主党的攻势，这让以色列人的自信大增。10月7日袭击之后，真主党证明自己有能力摧毁以色列的城镇、机场和发电站：它策应哈马斯的行动，迫使以色列国防军不得不在南部和北部两条战线分散兵力。对于自10月7日以来士气不振的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国防军的这一轮反攻让人回想起1967年的六日战争，在那场战争中，以色列也曾凭借空军优势迅速取得胜利。内塔尼亚胡宣布以色列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并威胁对真主党的支持者伊朗发动类似的攻击。

但是，随着伊朗以大量导弹发动还击、恐怖分子在特拉维夫轻轨站杀害6人，这种兴奋转瞬间便烟消云散。事实上，从以色列国防军的伤亡人数而言，它在新近在黎巴嫩开展的地面行动中已经付出了比过往空袭和特别行动更大的代价（在南黎巴嫩发动地面攻势当天以军8人阵亡，另有多人受伤）。显然，一场将伊朗卷入的、规模更大的地区战争不会给以色列带来快速而持久的胜利。

与此同时，以色列人的失败感已经不是任何针对真主党甚至伊朗的军事成功能够治愈的了——他们必须承认，自10月7日以来，他们所面临的广义现实已经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的战略也需要随之改变。

一年后，以色列仍在为大屠杀造成的损失哀悼，当时的场景则在媒体中不断回放。这个国家正在丧失其经济优势，自由派的精英正大量流失。政府不仅未能在它的公民中恢复任何团结意识，反而继续坚持其分裂政治。以色列的军队，尤其是预备役部队，在这场最持久、最悬而未决的战斗中已接近精疲力竭。即使国际刑事法庭永远不对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对该国道德和声誉造成的地区乃至世界性影响，也将挥之不去。

以色列不应沉湎于纳斯鲁拉被杀的喜悦，进而陷入一场针对伊朗的毁灭性地区战争，而应当利用其目前的战场优势，以及哈马斯和真主党的虚弱状态，在美国的斡旋下，在南部和北部战线上最终实现停火、接回人质、促进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的恢复，并开始全国性的疗伤。即使内塔尼亚胡希望特朗普能在11月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徒劳地为了“全面胜利”而拖延战争只会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2024年1月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人们参加声援巴勒斯坦的集会游行活动。大批示威者挥舞旗帜和标语，高喊口号声援巴勒斯坦，呼吁停火。新华社

几十年来，加沙和黎巴嫩一直是以色列的泥潭，它决不能重蹈覆辙，而应减少损失并达成协议。一个负责任的以色列政府在评估国家的长期战略利益后，正如贝京在赎罪日战争的以军胜利后与埃及签署历史性的和平条约一样，自应抓住机会重启巴以和平进程，与年迈的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推进、落实两国协议。建立一条能够导向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在内的巴勒斯坦国的可信路径，是支撑以色列长期安全、获得地区承认，并保证以色列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唯一基础。

以色列的悲剧在于，其现任政府正在领导国家走向相反的方向。内塔尼亚胡毕生的使命就是击败巴勒斯坦民族运动，避免在领土或外交问题上与之妥协。他的联盟自称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从河到海”的犹太国家，并且仅在必要时给予非犹太“属民”——即使是那些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人——有限的政治权利。犹太复国主义反对党要求内塔尼亚胡下台，但又出于对战争状态下显得不够爱国和对右翼分子污蔑的担忧，不敢高举与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旗帜，而这恰恰加剧当前的灾难。

相较于探究10月7日的深层含义，进而认识到战前状态的不可持续，并承认在驾驭经济增长的同时“管理”巴勒斯坦问题的企图不过是自欺欺人、意识到假装巴勒斯坦人不存在的这一心理十分危险，以色列人正走上不同的道路：他们正在被引导接受约旦河西岸更深层次的制度化种族隔离、对加沙甚至南黎巴嫩的永久占领，以及国内日益强大的专制统治和神权政治。可悲的是，在一年的战争之后，以色列的民主自由价值观面临的长期威胁变得更加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