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何以至此？当下的“西方”概念形成于19世纪末期，它指的是一套根植于古典时代并一直延续至现代的文化与政治价值观。“西方”的含义不断变化和演变，但最终凝聚为一套使大型集体生活成为可能，甚至可堪忍受的共同实践与传统。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1938年在英格兰西海岸布里斯托尔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所言，文明“意味着一个以公民共识为基础的社会”，即以“制定法律的议会以及长期维护诸法律的独立司法机构，来取代暴力、武士与专制首领的统治、军营与战争的暴虐以及骚乱与暴政的局面”。对丘吉尔而言，正是文明的兴起，公众才得以过上“更富于选择且更少受压迫的生活”。

许多人曾主张彻底摒弃“西方”这一概念。在他们眼中，即便存在关于“西方”一词的定义，那也是不完善且嬗变的，而它同帝国主义的强权、种族优越感，以及殖民地压迫之间过于密切的历史联系，更进一步瓦解了其描述力。例如，夸梅·安东尼·阿皮亚就主张抛弃“西方文明的概念”，因为在他看来，这一概念“往好了说是众多混乱的根源”，而“往坏了说则是阻碍我们应对当今时代重大政治挑战的绊脚石”。对阿皮亚等批评者而言，“西方”已经成为他们道德谴责的对象，因为它既阻碍了对历史的认知，又以繁复的叙事架构加重了历史解释的负担，其遮蔽之功远胜启蒙之效。他们认为，这座思想大厦必须被全面推倒。

对西方文明整体性、连贯性概念的解构和挑战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真正达到高潮，当属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东方学》的出版。《伦敦书评》美国版编辑亚当·沙茨在该书问世41年后的2019年撰文指出，该著作是“战后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史作品之一”。《东方学》成为重塑学术界的重要理论载体，而一系列日益普及的批判观点，也与萨义德的这部论著实现了完美融合。

2003年9月25日，爱德华·萨义德因白血病在纽约逝世。 萨义德是国际著名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也是巴勒斯坦建国运动的活跃分子，由此也成为了美国最具争议的学院派学者之一。

萨义德这部著作的影响力及其巨大的文化力量，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一部分新兴文化精英群体中，“东方主义者”一词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带有贬义的标签。它不仅是一件至今仍能在辩论中立刻终止讨论的武器，更讽刺性地成了一种在大学校园里建构身份与行使权力的手段。

正如沙茨所言，在萨义德将其普及近半个世纪后，“东方主义”这一术语“已成为那些自由主义风气占主导的校园中最能令人噤声的词语之一，就像没人愿意被说成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恐同者或恐跨者一样，人们也唯恐被贴上‘东方主义者’的标签”。但该书带来的影响实则复杂得多。一种根植于殖民观念的教条主义很快被其他形式的教条取代，而这些新教条往往同样排斥那些与新兴主流观念相异的历史与文学观点。

正如19世纪及更早的东方学者曾将某些文化与民族定义为无甚贡献，并将其划归为文明核心圈之外的劣等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当权派也在萨义德的影响之下，发展出一套将某些观点标识为“不值得批判性探讨”乃至将其“他者化”的特有方法。

这部著作也重塑了美国乃至全球人文院系的学术机制与内部政治格局。作家潘卡吉·米什拉曾写道，《东方学》“催生了上千个学术职业生涯”。的确，该书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催生出一个新的“产业”，其核心任务就是瓦解对世界的殖民主义式理解。但米什拉同时指出，这部作品也为某些“以男性为主的知识分子移民”提供了一种获取晋升的路径。而讽刺的是，这些人“往往原本就是其国家的统治阶级成员，甚至来自殖民统治时期的得势阶层”。正如米什拉所言：“对于某些高种姓的东方人而言，谴责东方主义的西方已然成为其在西方谋取终身教职的终南捷径。”

《东方学》对文化领域的改造如此彻底且全面，以至于今天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硅谷精英，几乎意识不到它在塑造和构建当代话语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未曾想到其对自身世界观所产生的影响。蒂莫西·布伦南在《萨义德传》中写道，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后殖民研究不再仅仅是一个学术领域”，而是演变成了一整套包含“‘他者’‘杂糅性’‘差异’‘欧洲中心主义’”等高度特定化术语的世界观，而且现如今，这些术语“在剧院节目单、出版社书目、博物馆导览册乃至好莱坞电影中都随处可见”。

事实上，尽管许多人从未读过这本书，有些人甚至至今都不知道它的存在，但美国大批知识分子以及许多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人，包括作家和记者，其所持的政治立场都深受《东方学》的影响。而正是这种政治立场，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逐渐发展成为美国精英阶层的主流思想。

《东方学》的真正胜利，在于它向广大读者揭示了如下事实：历史讲述，即将纷繁的细节与事实总结整合为某种叙事的行为，其本身从来不是中立超然的，相反，它是一种在现实世界中行使权力的方式。正如萨义德本人在1994年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中所阐释的：“身份建构与每个社会中权力与无权状态的分布密切相关，因此，它绝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空谈。”正因如此，历史与人类学知识的生产机制和动力结构成为萨义德的研究对象。

对萨义德而言，这种制造分裂和把“我们”与“他者”划分开来的倾向，本身既是观察行为的结果，甚至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他引用英国历史学家丹尼斯·海的观点时所说，“欧洲的概念”就是一种“将‘我们’欧洲人与所有‘那些’非欧洲人区隔开来的集体想象”。在过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样的观察已显得无可争议，甚至略显平淡。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却是一种能够动摇整个大学体制内既有学术范式的颠覆性观点。

他的核心论点，即言说者的身份与其所言说的内容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已成为当代人文学科中众多基础性内容的前提。这种对“言说者与言说内容”“叙事者与叙事”乃至“身份与真理”关系的认知重构，带来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在某些极端的表述中，它也带来了负面效应。正是对其核心主张的过度延伸，催生并助长了解构主义运动的兴盛。在随后的数十年间，这场运动最终将言说者身份的重要性，抬升至超出言说内容本身的程度。

对萨义德及其《东方学》一书的批评者众多，且角度各异。其中之一是，为了给底层世界内部对下层阶级的压迫提供正当性，“东方”其实也发展出了类似的“权力—知识”体系，但萨义德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正如米什拉所指出的：“该书完全忽略了此前就已经大量存在的各种关于亚非拉思想体系的史料文献，例如，非西方的精英阶层为使其统治显得自然而具有正当性，也同样构建了诸多话语体系，印度的婆罗门种姓制度便是其中之一。”

另一些批评者则试图更直接地攻击他们所理解的萨义德的核心论点。以芝加哥大学的威廉·麦克尼尔为例。麦克尼尔是“西方文明史”课程的坚定支持者，然而这些课程在20世纪60年代被逐步取消，随后更是彻底消失。而对于在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所谓道德相对主义，麦克尼尔也表现出公然的反对态度。他和其他批评者认为，为了能够更容易获得接受，这种道德相对主义常常给自己披上多元文化主义的外衣。

麦克尼尔在1997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设计世界历史课程的尝试“常常遭到污染”，而污染的来源则是“那些宣称一切文化传统皆平等的明显谬论”。他虽不是在直接回应萨义德，但在那个萨义德及其论点无处不在的时代，任何参与此类讨论者，实际上都必然在与他进行对话。

这也提醒我们文化思潮的变迁速度之快。现如今，若有人提出像麦克尼尔这样的观点，则几乎必定会遭到“封杀”。到20世纪末，那种敢于对文化做出规范性判断、对某种具体文化做出优劣评价的历史学者，不说已几乎全部灭绝，也至少都已经下岗失业。

即便是温和地指出欧洲与其前殖民地在近500年间的经济产出与军事实力差异，也会被排挤到文化讨论的边缘。但真相恰如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言，自16世纪开始崛起的西方主要帝国，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已经控制了全球74%的经济产出。

单纯陈述某项事实在如今就可能会引发争议，这折射出当代文化对真相本身的根本性焦虑，或许也反映出人们已丧失了区分描述性陈述与规范性判断的能力。从实证角度指出某些国家主导了全球事务，并不等同于在价值上认可这种结果的正当性。

然而在西方，许多观察者已失去探究这种主导性背后的成因与缘由的兴趣，我们被教导的只是避而不谈、转移话题。能够承认美国及其盟友占据压倒性优势这一描述性判断，同时哪怕只是暂时搁置关于这种权力分配的道德判断，这正是记者兼民意研究专家内特·西尔弗所称的“去耦”能力。

正如西尔弗所言，能够在评估一项陈述的真实性时既不受其隐含意义干扰，也不被“言说者的身份”左右，这已经变成了一种罕有的能力。人们理应能够在不了解言说者身份的情况下，独立判断一项描述性陈述的真伪。

即使是勉强尊重你的思想对手，也可能成为一种巨大的优势，尤其是在一个习惯于贬低对手而不是认真与之交锋的文化环境中。在政治领域及商业领域，有太多的参与者无法保持与对手的情感距离，也无法如最优秀的竞争者般，以清晰的思路和近乎宽宏大量的胸襟去和对手交锋。最具效能者往往都深谙对手的优势与技巧，并拒绝陷入那种出于情绪失控与道德义愤的宗教式斗争。自以为是的迷雾常常会给判断力造成致命性的遮蔽。

正如范内瓦·布什在1949年所指出的，纳粹之所以未能研制出足够有效的近炸引信（一种能让炸弹在接近目标时引爆的装置），根源在于其傲慢，而非无能。他写道，德国人根本不相信“那些该死的美国佬”竟能在“他们失败之处”取得成功。

在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及其历史和认同的系统性挑战，连同对美国使命过去为何、理应为何，乃至其是否真实存在的质疑，最终导致出现了一片思想真空。旧有知识体系的瓦解或许情有可原，但至今却仍未有任何新体系出现并取而代之。这场始于20世纪60年代大学校园、后被称为“经典之争”的论战，以及随后学术界对“西方”这一概念本身的质疑，不仅是一场关于“美国认同之内涵”的争论，更是一场“美国认同是否应有任何内涵”之争。

尊重他人权利，普遍信奉以自由贸易和市场机制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些实则都是对“美国共同归属”的一种肤浅认知。而更深层次的归属感，则需要借助于构建一套完整的叙事，阐明美国使命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并解释参与这场构建共和政体的狂野而多姿的实验究竟有何重大意义。

然而，在美国及许多其他国家，对国家的归属感正在逐渐被简化为某种狭隘且不完整之物，比如那些仅靠共同的语言或娱乐、体育及时尚等流行文化来建立的松散联系。鼓吹这种趋势的也不乏其人。到20世纪70年代末，整整一代人已对更广泛的国家认同或共同事业产生了怀疑。而正是这一代人，包括很多后来创立硅谷并推动计算机革命的先驱，开始将目光转向个体消费者等领域。当国家使命及其存在理由都已遭到彻底质疑时，这些人对推动政府的种种“冒险行为”也渐失兴趣。

《科技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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