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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侯楚力:世界的“巴西化”
如果经典的、高度的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与安全、确定性和清晰明确的是非判断相关联的概念,那么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就是由风险定义的,在这种现代性里,知识和适应性是一切的核心。巴西的那些“无赖”们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世界上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是先于时代而来的一群人。也许这可以为我们解释为何波兰理论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关于“液态现代性”、“液态爱情”的书在巴西如此畅销,你甚至圣保罗街头的报亭里都能买到。
巴西这样一个缺乏资产阶级革命基础(因此在历史上缺乏法治精神、缺乏公民意识甚至缺乏负罪感)的国家,正在与后资产阶级的21世纪资本主义迎面相撞。从这个角度来说,甚至美国或法国等经历过极端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也在经历巴西式的迟疑不决和屡次失败。美国在面临全球金融危机时采取了毫无意义的应对措施,美国只是为银行纾困,却对结构性问题视而不见,事实上相当于对危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而欧洲的情况更为典型,欧元区所做的只是不断拖延时间,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把这种做法称作“购买时间”。
对于当前这种新资本主义来说,虽然虚伪和腐败已经是见怪不怪的正常现象,可巴西还是为其提供了很有用的把自己合理化的途径。这种合法和非法模糊不清的状况(巴西的穷人有这样的问题,富人也是如此,比如他们会一边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里进行干净的操作,另一边却在国内借助世袭社会地位干些肮脏的勾当)难道不是经济金融化的灰色合法性的一种象征吗?比如说,毒品贸易中产出的大量财富正在全世界最顶尖的几家银行的体系里流转。听到这类新闻后,人们不过是耸耸肩膀,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不就是巴西式的“具有腐蚀性的宽容”吗?
没有祖国的精英
世界的巴西化导致不确定性和优柔寡断的四处蔓延。正在走下坡路的新自由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无法找到度过危机的方案,而应对危机的人们力量太过分散,它们太愤世嫉俗,太不相信改变真地会发生。这就是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资本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他坚称“没有替代方案”,他无法想象替代方案的存在。问题不仅在于现实与理想不符,我们甚至完全不相信理想的存在。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政治理想似乎已经与我们的腐败现实浑然一体。如今理想已无处寻找。与巴西的情况类似,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仅在遭受“可期的未来一直无法到来”的挫败感,挫败感甚至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肌体的一部分。
在巴西,从殖民主义、奴隶制和大农场主体制中获利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支持了1964年的政变,他们要防止工人在社会上获得自己的地位,因此也就消除了巴西获得国家独立的可能性。巴西的精英们更希望巴西对国际资本和美国形成依赖。结果,他们也就让巴西失去了实现追赶式发展的最后机会。此后,虽然劳工党在2000年和2010年执政时期曾进行两次迟到且有限的试图让大众融入社会发展的改革(这样做创造了一个更大、更繁荣的国内市场,这对精英们来说其实尤为有利),那些精英们还是通过一种制度化的政变把劳工党赶下了台。这种宪制领域的崩坏其实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卢拉虽然在2018年领跑大选民调,可他最终还是被捕入狱、被指控并在不公正的法庭上被匆忙判了刑。考虑到巴西优越的自然禀赋、受到广泛喜爱的文化以及持续长达数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面对当今二元的社会现实(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怪物般的鸭嘴兽),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巴西的精英是全世界最糟糕的精英。巴西的精英住在有私人保安且有产权的公寓大楼里,他们不过是“西方发达民主国家”的精英一个更加荒唐的版本。他们拒绝对社会承担责任,彼得·蒂尔(Peter Thiel)提出的“海上飘浮城市”计划只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
待在住处的巴西甘蔗收成工,里头没有饮用水、没有床、没有电灯、没有厨具、没有厕所,照片来自Flickr用户Ricardo Funari
当巴西的统治阶级为了保持自己在国内的主导地位而选择放弃国家主权时候,我们在欧盟内部也发现了此类现象。欧盟这个地区集团其实是一个“经济共同体”,欧洲人建立欧盟的目的在于防止政治对市场规范造成干扰。当欧洲的精英们决定让自己的国家加入欧盟时,他们就出卖了国家主权以及相应对社会的政治责任。
意大利的精英们拼命要让意大利留在欧元区,完全不顾及意大利的经济状况,也不顾及此举对意大利未来的破坏性影响。正如巴西精英希望能永久生活在迈阿密(长期以来那座城市是拉美反动派的首都)一样,欧洲和北美的全球化精英们也希望自己能逃离社会大众,不愿被他们“拖住后腿”。意大利精英希望自己是德国人,英国的留欧派也是如此,而美国的自由主义精英们希望自己是“欧洲人”,或者至少希望美国广大内陆地区能彻底消失。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发现没有任何国家(也许中国是个例外)处于统治地位的精英群体在致力于实现任何形式的旨在让社会大众融入国家发展进程的“全国性规划”。至于新自由主义精英,除了进行短期的危机处理和打造媒体眼中的政府,他们所做事情往往都带有反民族色彩。正如在上世纪90年代以低价向投资者变卖宝贵国有资产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所说:民族资产阶级是靠不住的。
世界的巴西化
无论在哪个国家,现代化都意味着对农村的封建残余势力进行清剿,推动城市化进程,通过正式就业让社会大众融入工业化社会。在这一过程中,财富会在社会上扩散,公民权利会获得普及。至少无产阶级会在城市中形成,他们会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从精英那里获得让步,并因此让那些精英受到约束。现代化并不能彻底消除社会地位的世袭,也无法打破庇护关系。政治会在意识形态框架内更加规范地运转,国家和官僚体制都能够从现代化进程中受益——至少在最发达的国家,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而现代化进程的反面(正式就业体制的解体、非稳定就业的增加)为“巴西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当“巴西化”出现时,社会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寡头开始统治政府,财富和社会空间私有化,而且中产阶层日益萎缩。这些现象在城市中是最为明显的,市中心日益被有钱人占据,而那些被社会抛弃的人会向城市外围转移。
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巴西化”意味着世袭主义、庇护主义和腐败。我们不应把这些视为异常现象,当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被大众分享时,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政治现象,左翼社会主义力量也无法在其中发挥任何抵消作用。只有产业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构成的政治力量能够让自由主义者保持诚实,能够防止精英把国家作为工具从中牟取私利。
“精英的反抗”使得许多新自由主义国家被掏空。他们的身体从社会逃离,进入保卫严密的私人空间,他们在经济上走进全球金融领域,在政治上作出反民主安排并把责任外包给别人。精英们对民众关闭大门,对民众的压力无动于衷,他们对拥有资源和网络能直接向政治施加影响的势力却敞开了大门。这一切的后果不仅仅是腐败,国家也失去了执行长期发展政策的能力,国家甚至无力推动经济增长、消除地区经济差异。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国家机能失灵不过是最近最为人所瞩目的一个例证。
巴西过去以不确定和优柔寡断著称的不光彩历史以及二元的社会结构导致了巴西式愤世嫉俗思想的出现。而西方正在向巴西靠拢,不但经济出现了停滞,而且民众与政治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也出现了隔阂。统治阶级在看待社会大众时的心态变得越来越高高在上了。如果有谁敢反抗现有的秩序,精英阶层就会给他们贴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或其他不堪的标签。当他们喜欢的候选人没有赢得足够选票时,他们会制造出各种怪异的阴谋论,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俄罗斯操控美国大选的“俄罗斯门”。这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秩序崩塌综合症”的现象在西方政界又会导致更严重的愤世嫉俗思想。这是另一个巴西具有的特质:当一个国家里制度信任度很低且实际存在大量阴谋的时候,阴谋论便会大行其道。
充满隔阂的社会
人们将如何对“巴西化”作出回应呢?也许我们会看到各国向保护主义国家的转型,对国家主权变得珍惜且更倾向于在国家与公民之间塑造一种慈父般的关系。很显然,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把国家向这个方向推动,国家对公民提供抗疫支援、向他们提供直接的资金补贴,拜登总统上任后的第一个月做的就是这些事情。不过与此同时,国家的转变也在其他领域发生。企业盈利能力的弱化看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把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连结起来的重要因素,因此所导致的现象被称为“剥夺性积累”。甚至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这位研究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专家也发出暗示:我们也许正处在由资本主义向另一种主义转变的过程中。
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最精彩的部分已经结束了,不过社会分化和稳定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却在快速发展着。毫无疑问,“反抗的精英”会得出情况将变得更糟的结论,并会努力在情况更糟所导致的社会影响中寻求获得庇护。不仅如此,在西方越来越严重的阶层分化已经在社会中制造出了隔阂:新经济赢家与其他人之间的隔阂以及国家和公民之间的隔阂。这种隔阂的外在表现就是:对民粹主义的恐惧、对官僚无能的抱怨、政府缺乏领导力以及政策缺乏连续性,然而这些都是令经济精英们最头疼的事情,他们最好记住这一点。
关于新封建主义的辩论在这里应该就会发生了,它有四个互相关联的特征,而且与“巴西化”非常相似:主权分割、新的地主和农民、腹地化以及灾难论。不过我在这里提出的论点是,我们所看到的现象并非历史的回归,这一切其实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质特征的外在表现。把社会状况恶化和资本对国家形成依赖这两个趋势的全球化视为一种向“封建主义”的回归不仅是一种误区,而且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体现。如果我们的确正在滑向就业社会和现代化的终点,那么资本必然会变得对国家更加依赖,不仅是因为国家会提供监管、法律和基础设施,还因为资本可以借此直接参与价值的攫取并使自己的利润获得保障。
这是一种稳定的做法吗?自2013年以来,巴西一直陷在无休止的混乱之中,巴西人已经对“通过消费融入社会”感到厌倦了。很显然,当前这种游移不定的状态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如同过去几十年里由个人债务驱动的消费一样,向民众派发金钱也许能为精英们赢得一些时间,可工资增长早已停滞了。后疫情时代不会好过,全世界最富裕强大的国家的巴西式的国家机能失灵状况就摆在那里,每个人都看得见。在“历史的终结”即将终结的时刻,抗议、造反、暴动会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这一切也许预示着在更高层面一场暴乱即将发生。只是对精英进行谴责是不够的。广泛行动起来扼住我们自己的命运,为我们的未来承担起责任,这些都是必须做到的,这样才能避免新一波社会骚乱“在一顿披萨中无果而终”。
【亚历克斯·侯楚力(Alex Hochuli)是来自巴西圣保罗的自由作家、研究顾问,2021年发表新书《历史的终结之终结》(The 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本文首发于2021年夏季刊第五卷第二册《美国事务》(American Affairs),翻译/ 观察者网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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