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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侯楚力:世界的“巴西化”
导读退化的西方已经在最初的“未来之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一直被视为注定会成为“未来之国”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却从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就是巴西。世界的“巴西化”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因之出现的沮丧情绪正弥漫于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文/ 亚历克斯·侯楚力,译/ 观察者网 马力】
边缘地带的情况有助于我们预知未来。
——马克·费舍尔误以为这句话出自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
“这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在这里”,人们以为大流行病和其他卫生安全威胁只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只能来自发展中国家。然而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政府无法制定和执行连续性政策,无法对各政府机构进行协调,无法与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他们甚至没有储备也无法生产足够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这里就不对欧盟可耻的疫苗分发情况进行介绍了),这一系列状况凸显了全球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国家机能失灵已发展到何种程度。国家能力虚弱、政治混乱、任人唯亲、阴谋论还有信任赤字,我们看到那些富裕强大的国家的制度合法性正在崩塌,这使得它们看起来就好像香蕉共和国一样。
《美国事务》刊登《世界的巴西化》一文,背景是巴西现代化都市中的贫民窟
如果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去查阅疫情应对能力指数(如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或流行病应对能力指数)排名就会发现,美国和英国是应对流行病能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此外欧盟国家的排名也都非常靠前。这些国家认为自己从巴西、中国、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或刚果民主共和国此前的经历中学不到什么东西。虽然能够成功应对疫情的国家并不多,不过西方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国家机能失灵,这样的状况还是给那些自鸣得意的“历史已经终结”或“一种模式比另一种模式更加优越”的信奉者们以沉重打击。如今,似乎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欠发达国家”了。
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状况是,20世纪已经终结,在20世纪的战争中形成的极具自信心且致力于影响社会现实的那些国家机器也已经损坏,那些社会的其他一些特征也已经消失:左右之间(或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之间)有序的政治对立,普世主义者与世俗力量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文化现代化,通过正式且薪酬合理的就业安排在劳苦大众头脑中塑造的国家认同,以及快速且普惠的经济增长,这些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今的我们发现,“历史的终结”已经终结。与上世纪90年代或本世纪初的情况不同,如今许多人都已经很敏锐地意识到:情况非常不妙。正如已故文化理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在他的“未来的缓慢消逝”中所说,我们都已感受到巨大压力,未来虽然可期,但那种可期的未来从未到来,本该进步的时候却发生了退化。
退化的西方已经在最初的“未来之国”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一个一直被视为注定会成为“未来之国”的国家,但这个国家却从未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就是巴西。世界的“巴西化”就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因之出现的沮丧情绪正弥漫于西方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一直以来通常只有左派(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才会担心“历史地平线的消失”,不过如今意识到“情况异常”的人士已经遍布政治光谱的每一条谱线。
欢迎来到巴西。在这个国家里,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的只有那些金融精英和腐败政客。每个人都在抱怨,但除了耸耸肩膀,他们也做不了什么。缓慢退化的巴西社会并不是失控的列车,它更像是令人紧张的过山车,偶尔也会出现令人充满希望的上坡路,而且截至目前还从未脱轨。我们总是回到出发的地方,我们震惊,我们迷茫,心里充满了焦虑。
人们通常认为,巴西是社会不平等的代名词,在巴西的城市里,住在山上贫民窟里的穷人俯视着有钱人进出的高楼。在1991年出版的小说《X世代:讲给被加速的社会的故事》(Generation X: Tales for an Accelerated Culture)中,加拿大小说家道格拉斯·柯普兰(Douglas Coupland)把“贫富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以及随之出现的中等收入群体消失”的现象称为“巴西化”(Brazilianization)。
在随后的10年里,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用“巴西化”这个词描述那种正式就业和非正式就业变换不定的生活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就业变得灵活、随意、不确定和去中心化;在其他一些国家,变得“巴西化”意味着在它们的城市里,贫民区或棚户区急剧扩张,市中心被中产阶层占据,贫穷的人口被排挤到郊外;而在另一些国家里,“巴西化”则意味着一种新出现的种族之间的矛盾,即包含各个族裔的劳工阶层和白人精英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不平等和生活不稳定在欧洲和北美的城市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撕裂,上述对“巴西化”一词的各种理解从表面来看的确是有道理的。可是为什么要用“巴西化”来描述那些现象呢?巴西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现代的、工业化国家;同时,巴西也是一个充斥着大量贫穷落后现象的国家,巴西的统治阶层似乎自他们做奴隶主的时代起就没有取得过什么进步。在发达国家们看来,巴西是自己的过去,是自己发展早期阶段的样子,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把那个阶段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北方和南方,那时和现在
在东西方冷战结束之后,在全球化时代里新的界线据说是南北之间的界线。在历史终结论的描述中,新的世界将会出现分化,而发展中的南方国家被视为一片充斥着贫穷和冲突的土地。西方大国在处理自己与南方国家的关系时往往会交替表现出两种姿态,一种姿态体现出一定的防守色彩(阻止恐怖主义、环境恶化、新型疾病、有组织犯罪和毒品从那些南方国家流入),另一个姿态则是家长式的(西方国家应该“帮助他们发展”)。
西方国家表现出的第一个姿态意味着南方发展中国家无法从中获益,因此第二个姿态才真正体现了他们的目的。南方国家会逐渐变得与北方国家相像,南方国家那些新出现的中产阶层会急迫地希望模仿北方国家的消费文化,他们会创造出越来越多的财富。
在全球化的新时代里,存在一种对冷战现代化理论的老调重弹。对于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来说,挖掘水井或小微金融等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和那些由非政府机构(NGO)推动的发展项目让人们误以为那些国家真地有希望“追赶上来”。这种发展援助行为,往往是由那些曾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结构性调整措施,把贫穷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的国际金融机构实施的。
对于那些境况较好的南方国家(也就是如今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国家)来说,当地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言而喻当然是跟在西方现代化理论后面亦步亦趋的。根据这种理论,那些国家不过是来得有些“晚”,他们迟早会变得“跟我们一样”。看看圣保罗、曼谷或开罗街头的那些大型购物中心吧!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等待财富向那些国家扩散,它们很快就会加入富国俱乐部。以《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为例,这本杂志就认为像巴西那样的国家只需进行自由改革经济便可实现快速增长。毕竟,在上世纪90年代,墨西哥、韩国等一大批国家都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就连智利也在2010年加入了该组织,巴西加入只是时间问题。
不过,这一论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现代化理论所需使用的政策工具(如进口替代)已经不再有效,当年的国际环境和技术关系决定了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性,决定了追赶式发展的可行性,然而那种国际环境和技术关系如今都不存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涌现出的技术和产业如今已风光不再,建立在石油技术、橡胶技术和钢铁技术上的经济(比如汽车制造),已经不再是所谓的“高附加值”产业。那些真正关键的东西如今都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像巴西这样的国家是无法获取的。因此,南方国家不能再被视为只是在时间上处于北方国家发展的早期阶段,南方国家已无法实现慢慢赶上北方国家的目标,两者如今已处于同一个时空中。
在这种情况下,巴西陷入了希望和沮丧的循环,动弹不得。如今在世界各地,许多国家都在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程度却是不高的:人们使用智能手机上的WhatsApp软件,却住在贫民窟里;城市里出现了电子商务模式,但排水沟却还是露天的。
事实上,除了中国这个取得了卓越发展的例外,无论人们怎样就“新中产阶层”发表长篇大论,其他国家在过去40年里事实上是在倒退的。哦,是的,如今工人群体也危险地踏入了消费社会的大门,他们也能买得起一台电视或冰箱了,他们中某些人甚至成为了家族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大学就读的人,可是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如今退化在北方国家也许是最受关注的问题,其中展现的许多特征多年来一直困扰着南方国家:不仅是社会不平等和就业不稳定,还包括日益严重的精英腐败、政策缺乏稳定性以及社会撕裂等问题。富裕的北方国家是不是在倒退并且也在进入一种“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程度却不高”的状态呢?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反对政府治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示威活动中,抗议者手持标有“羞耻”字样的标语牌(RFI)
没有发展的现代性
若要理解“巴西化”的真正含义,若要知道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就必须搞清楚巴西的发展轨迹。更进一步来说,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轨迹能给我们对现状和未来的理解带来哪些启示。巴西很清楚自己的发展潜力,巴西也经历过沮丧,这些都让巴西人在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有批判性的思想,全世界对巴西人形成的这些思想进行一番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在巴西,对“现代却欠发达社会”阐释得最好的,也许就是文学批评家罗伯托·施瓦兹(Roberto Schwarz),他是上世纪50年代末在圣保罗大学加入马克思主义讨论小组的几位学者之一,另几位学者包括经济学家保罗·辛格(Paul Singer)、哲学家约瑟·亚瑟·詹诺蒂(José Arthur Giannotti)、社会学家米歇尔·罗伊(Michael Löwy)以及日后成为总统的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这些学者的思想基础来自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Celso Furtado)、社会学家弗洛斯坦·费尔南德斯(Florestan Fernandes)和文学批评家安东尼奥·坎迪多(Antonio Candido)等人的著作,而这三个人又站在活跃于上世纪30年代的塞尔吉奥·布阿克(Sérgio Buarque de Holanda)、吉尔贝托·弗雷尔(Gilberto Freyre)和卡约·普拉多(Caio Prado Júnior)几位历史学家的肩膀之上。上述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很关心该如何对巴西社会进行描述和分析,都很关心新老两代人在辩证法领域的碰撞,都很关心该如何调解本国特质与在巴西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过程中国际现实之间的矛盾。
1973年,罗伯托·施瓦兹写下了那篇极具影响力的文章《不合时宜的观点》(Ideas Out of Place)。虽然出版社在英文版本中用了“Misplaced Ideas”这个标题,葡萄牙语版本却有“被遗忘却相当不适宜、不合乎需要、不正确的观点”的意思。正是借助这种“不合乎需要”,罗伯托·施瓦兹吸引到了读者的注意:在19世纪的欧洲,关于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自由主义思想处于支配地位,欧洲的意识形态和法律上层建筑都是建立在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之上的。不过,巴西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热带地区,自由主义只是巴西社会中一种巴洛克式的装饰,非自由劳动仍然普遍存在。
罗伯托·施瓦兹(Roberto Schwarz)
巴西的精英们只是口中说着自由主义的一些词汇,但事实上奴隶制1888年才被废除,而其他形式的非自由劳动或劳动中的强制现象甚至多年之后仍然存在。在欧洲,自由主义也许发挥了掩盖罪恶黑作坊的存在的作用,不过自由主义至少很真实地反映了一个现实——人作为个体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不过在巴西,人们却认为自由主义是荒唐的想法,因此对自由主义的现实验证或者说在自由主义问题上的言行一致在巴西其实从未实现。
即便在当今的时代,观念与现实不符的例子也有很多:“保守主义者”会鼓动对家庭等值得保护的事物进行破坏;“自由主义者”会去维护监督机构的自由;“极端个人主义者”在评判一个人时更多地看其族裔背景而不是那个人本身;而“左翼人士”如今更多地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阶层。在我们周围有很多“去适应”(deaptation)的现象,这是哲学家艾德里安·强斯顿(Adrian Johnston)从模因论(memetics,一种用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理论,指文化领域内人与人之间在思想观念上相互模仿并将那些思想观念散播开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基因是通过遗传而繁衍的,但模因却通过模仿而传播,是文化的基本单位——观察者网注)中引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最初符合模因论的适应策略最后却变得毫无用处甚至变得完全相反。如果说自由主义最初是为了适应资产阶级(bourgeoisie)崛起及其地位的巩固而产生的思想(都是以“自由”之名),那么如今自由主义已处于一种“去适应”的过程当中,人们用它来守护阶层秩序和自己的统治地位。
巴西知识分子已经在“去适应”这个问题上纠结了数十年,他们为此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观点,通过分析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对现状有更好的理解,可以厘清观念与现实之间的错位究竟来自何处。此外,正如鲁伊兹·菲利普·德考克斯(Luiz Philipe de Caux)和菲利普·卡塔拉尼(Felipe Catalani)两位学者所说:“在历史上,从其他地方移植过来的思想观念是被迫重新融入新的文化土壤的,而这种新的文化土壤却并不像产生那些思想观念的土壤那样能够很好地与之相适应。我们并不需要通过现象的反映才能意识到这种不适应的状况,因为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就足以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确,许多普通的巴西人已经意识到了那些“不合时宜的观点”的虚伪性。在通过互联网进行的全球化(或者说美国化)过程中,各种思想脱离了产生它们的土壤,脱离了它们赖以成立的决定性的现实物质环境。这种“不合时宜的观点”遍布各个领域。在新冠疫情中经济凋敝的欧洲,年轻人却走上街头反对“白人特权”,其实在欧洲国家里白人是占绝对多数的,那些年轻人一定是把自己想象成了美国人。
至于巴西,人们曾一度认为在消除巴西社会的“核心-外围”差异(也就是改变富裕的小岛被贫穷的海洋包围的状况)之后,“未来之国”的前景就会变为现实,就能追赶上富裕的北方国家。不过,这个世界却在向相反的方向变化。看起来那些富裕的北方国家反而正在“追赶”南方国家,它们正在复制南方国家的上述社会问题。这样看来,巴西的确在扮演着某种“先驱”的角色了。
巴西哲学家保罗·阿兰蒂斯(Paulo Arantes)进一步发展了“巴西化”这个命题,他于2004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世界的巴西式断裂》(The Brazilian Fracture of the World)的论文。保罗·阿兰蒂斯在论文的开头先是考察了来自北方国家的几位思想家的观点,这些思想家都曾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路径表示过不安。早在1995年,保守派战略学者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提到“美国的第三世界化”(Third-Worldization of America)。就在同一年,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在预测美国社会的未来时,认为美国社会将会分裂,将会出现非正式却难以消除的阶层隔阂:白人精英会统治由各个族裔组成的社会,而对于内部也存在分化的社会大众来说,它们会愿意看到寡头的出现。迈克尔·林德在文中直接点到了巴西的名字。
一年之后,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在《精英的反抗》(The Revolt of the Elites)一书中指出,统治阶级的自我封闭和与社会大众的脱离已经是社会现实。与此同时,曾拥护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政策的约翰·格雷(John Gray)认为西方将出现“拉美式的靠资本获利的收租阶层”,那些白人精英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上获取大量利益,而中产阶层会失去自己的地位,工人阶级则会再次被边缘化,二战后经济强劲增长所引发的人们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将会破灭。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认为,许多人将会从分裂的社会中被完全排挤出去。新的现实已经浮现,只有资产阶级能够继续保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会成为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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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责任编辑: 谌海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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