溃烂正在向印度高等教育蔓延。尽管印度因部分极为杰出的高教机构而闻名，但绝大多数学院和大学却培养出大量学术能力不足，且难以雇佣的学生。始于阿拉哈巴德大学（Allahabad University）的“印度大学衰败史”，已蔓延至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历史学家穆库尔·凯萨文（Mukul Kesavan）毫不客气的指出：“德里大学被系统性破坏是精英阶层脱离社会公众典型案例。”印度精英已退出公共教育体系。凯萨文表示，印度精英将子女送往昂贵的国内私立学校或海外学校，因此对于印度教育衰败漠不关心。这样的结果是，即便是经济能力有限的学生，也被迫背负数额巨大，且通常难以偿还的留学贷款。这严重加剧了社会不平等。

精英阶层分离或逃离现象在印度所有涉及公共资源的领域都广泛存在。印度精英阶层住在封闭式社区里，享有独立的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他们在家中甚至汽车中配备空气净化器。他们在印度或国外的私立医院接受昂贵的医疗服务，并雇佣高价律师游走于复杂的司法体系中，而数以百万计的人却在长期得不到公正裁决的情况下忍受司法拘押。

当然，正如凯萨文所承认的，这些“超级精英”只占印度人口的一小部分。然而，他们在设置政策优先级时却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这些精英的声音推动着降低税收、放宽监管，以及劳动和土地市场改革，以方便更容易解雇工人和征用土地。同时，这些“超级精英”对印度教育体系或其他公共资源却毫不关切。

就业问题上，两组数据揭示了严峻的现实。2018年至2023年间，印度农业领域的劳动人口占比上升，这意味着如今印度农业从业者比2018年多出7000万人。这是一种灾难性的倒退：印度劳动力不断涌向农业这个劳动生产率最低的部门，因为体面的工业和服务业岗位实在过于稀缺。尽管政府官员及其支持者急于强调女性劳动力参与率有所回升，但事实是，这一增幅几乎全部来源于“无偿家务劳动”的增长。

印度的IT行业雇佣人数约500万人

印度的技术人才常常为人称道，但还得透过现象才能看到本质。印度劳动年龄人口超过10亿，其中仅约6亿人是真正的劳动力——即有工作或正在找工作的人，而其余人甚至连找工作的意愿都没有。在全球技术热潮达到高峰的后疫情阶段，印度IT行业仅雇佣了这6亿劳动力中的约500万人。然而，随着IT热潮退去和人工智能崛起，获取技术岗位变得愈发困难——支持、维护和基础编码等IT行业的底层岗位正在逐步消失。如果印度真心渴望在高技能领域大规模创造就业机会，就必须推动大规模的教育普及。

政策长期忽视公共产品和就业创造的情况自独立以来的印度历届政府均未能扭转，而如今则被一种新的政治均衡所支撑。在这种均衡下，政策倾向优先发展“可见项目”，这类项目既能让精英阶层受益，也能安抚其他群体。

这些“可见项目”包括道路、高架桥、港口以及数字化基础设施项目等。与历史上被证明与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教育不同，没有统计或历史证据表明基础设施投资能显著改善生活和生计。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们为政治家提供了在落成仪式上炫耀成就的机会，并营造出一种行动感，尽管其实际发展价值难以验证。

其他“可见措施”包括补贴贫困群体和边缘人群。这些补贴确实给数千万印度人带去短期救济，包括廉价烹饪燃气、免费厕所、补贴的粮食、电力和水等。然而，这种救济不足以帮助人们摆脱脆弱状态，也无法改变经济收入和政治权力的不平等。

不幸的是，即便是那些理应深知其中问题的人，也常常误导性的将补贴称为“提升福利”。事实上，这种补贴充其量不过是阿司匹林，只能缓解疼痛，却无法解决疼痛的根源。不同于教育和就业，补贴并不能帮助人们自立，而是主要服务于政治目的——能够在表面上显示关怀，但又回避了推动可持续改善生计和代际流动的艰难工作。

五、补贴发放、税收征收，循环往复

中央和各邦政府通过补贴给予民众的好处，又被其高度累退的税收体系所抵消。虽然印度致力于成为现代化的先进国家，但其税收占GDP的比例却与其他腐败且产权薄弱的经济体相似——全国范围内仅占GDP的10-12%，而在邦层面则额外占5 - 6%。但是，近三分之二的税收来自间接税，这意味着富人缴纳的所得税很少，企业缴纳的实际公司税率也很低。税收负担反而落在了无法逃避消费税的广大普通民众身上。

更糟糕的是，印度几乎没有征收物业税，而物业税正是负担城镇和社区公共服务财政责任的核心形式。在追求平等的经济体中，物业税收入用于提供公共教育和清洁、安全的社区环境。在印度，物业税几乎为零，也几乎没有关于提高物业税的政治讨论，这象征着印度精英对公共福利的轻蔑。

总之，国家和邦的有限税收资源被用于可赢得政治赞誉的“可见”基础设施和补贴，而几乎没有剩余用来投资对人们生活和向上流动至关重要的“不可见”产品和服务。这些“不可见”的产品和服务本质上是公共产品，即每个人都能受益，同时不会减少他人的收益。

教育和医疗体系、宜居城市、公平且高效的司法系统，以及环境保护，都是这些“不可见”公共产品的典型代表。它们之所以被称为“不可见”，是因为其进展难以察觉，往往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才能达到显著效果。而在这段漫长的“隐形”岁月中，需要几代无名英雄的持续努力。相比之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可见”成就的支持者争相在华丽的落成典礼上亮相，而那些至关重要的“不可见”成就却很少得到应有的认可。

政策制定中的精英偏向，加上偏爱可见成果（包括实体和数字基础设施及补贴），构成了一种政治均衡。这种均衡之所以形成，部分原因是选民已对缺乏公共物品和就业机会习以为常。选民已意识到，政治家永远不会在发展的核心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还不如尽量多拿些补贴。2024年大选将这种政治平衡展现得淋漓尽致。各政党竞相提出了夸张的补贴承诺，却对如何促进公共福祉和创造就业轻描淡写。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政党制定了推进这些事业的政策方案。创造就业和改善公共福祉很难，而政客们更倾向于空谈。在这种情况下，没人有动力改变这一体系。

2023年2月，在新德里爆发了要求调查阿达尼集团涉嫌欺诈与操纵股价的大规模抗议

印度的这种政治均衡与全球精英青睐的政策意识形态完高度契合。这一意识形态始于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并在美国总统里根执政时期扎根。1993年欧盟成立后，欧洲国家从社会民主传统转向青睐精英的政策，这一意识形态也就达到了巅峰。

自此，这种意识形态占据全球主导地位，即使美国民主党总统曾试图削弱它，也未能撼动其根基。特朗普上台更是将这一趋势推向高潮。他毫不掩饰地为精英阶层谋取利益，推行慷慨的减税政策，并削弱了环境保护和其他限制资本主义掠夺的法规。

尽管美国常被视为经济成功的典范，但其未来笼罩着阴云。该国的公共物品，尤其是其在教育方面的辉煌遗产，正逐渐衰退。如今，美国学校纷纷关闭，教师被解雇，学生缺勤问题愈发严重——但美国政界对重振教育却毫无兴趣。

美国社会集体伦理的崩塌将乔·拜登（Joseph Biden）推上美国总统之位。他试图通过政策调整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其对工会的支持正体现出这一转变。

六、集体伦理的崩溃

美国未来局势走向将对全球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政治党派对立和立法僵局限制了拜登政府的改革进程，同时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削弱了国家监管能力，破坏了工作场所安全和环境保护等诸多保障。

尽管如此，美国人并未放弃对更具包容性政治体制的希望。在提名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为总统候选人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教育、医疗、住房和体面就业成为核心主题。正如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所言，这些共同目标愿景不仅仅是“政策或方案”，更是“对一个团结协作、相互关照的美国的渴望”。

然而，这种渴望遭遇了挫折——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这一结果揭示了建立集体意识的艰难，并预示着美国乃至全球可能面临的困境。时间将证明，这种渴望能否凝聚成一个政治和经济计划。对于印度而言，不幸的是，如果这种渴望未能在印度社会和政治生根发芽，即便是再聪明的政策和计划也将被扭曲和利用，最终为富人和权势阶层服务。

“精英偏好”将继续主导印度的政策走向。这一点在莫迪第三次宣誓就任总理的仪式上得到了充分体现——穆克什·安巴尼及其儿子阿南特与高塔姆·阿达尼及其妻子一同出席。富人将继续脱离公共利益，而政治家的主要任务则是用空洞的安慰剂式政策口号来替代真正的公共服务和就业机会。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多的印度人将不得不忍受劣质的教育和医疗，在效率低下的司法系统中倍受折磨，在不宜居住的城市中艰难生活，并因空气和水污染而早逝。气候变化带来频繁的持续高温、极端降雨、海岸侵蚀和冰川融化，将加剧社会中最弱势群体的困境。

印度统治精英不安的意识到，他们无限繁荣的华丽口号与数亿人真实生活之间的结构性鸿沟正在不断扩大。因此，为了避免边缘化群体被排除在政治体系之外，进而威胁精英阶层的核心利益，他们不得不提供更多且持续时间更长的补贴。

历史表明，虚假的修辞结构可以暂时支撑起表现不佳且不公平的体制，如里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然而，斯大林主义最终以失败告终，而里根主义的全球性裂缝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法国大选中的表现，都已变得显而易见。在印度周边，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的民众抗议推翻政府事件则为印度敲响了警钟。

对印度而言，未来可能有两种结果。一种正如《薄伽梵歌》中所承诺的那样，神祇的化身将奇迹般恢复政治中的“达摩”（dharma），唤起对全体公共利益的集体责任感。另一种是，失业和机会匮乏的压力使得社会革命最终爆发。然而，在这两种可能性中，只有一种似乎真正可行。

（本文编译自Frontline网站2024年11月9日文章，原标题为The great inequality myth that rules 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