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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架斗殴如果简单把双方都拘留，办案时间就个把小时，但进行调解，往往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甚至几天的时间和精力。调解纠纷，成本其实更高、负担更重。”

一桩亲戚之间的纠纷，前后耗费了马所长半年的闲暇时间及春节。

“2020年2月，吴兵准备新建一条入户路到家门口，但需要经过伯父吴学的田地。亲戚们协商后，吴兵动工修建完成了入户毛坯路工程，还履行了一个《土地调换协议》。”马所长说，“但修路的过程中，土地权属使用等纠纷很复杂，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矛盾。”

巧的是某次口角后，吴学家的耕牛不知何故死了，吴学怀疑是吴兵家人所害。民警第一时间把牛的胃内容物送至物证鉴定中心搞鉴定，鉴定出来其中不含农药。但吴学还认定是吴兵所为，一气之下，将吴兵修建的入户路挖毁。  

此后两家人互不相让，矛盾不断升级，甚至到了宁可不外出工作和劳作，也要互相使绊子的程度。

村子里大家都沾亲带故，两家均不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生怕“把亲戚送进去后，在村里没法做人”。村民、村委会及警察曾多次调解，但效果不佳。

另一方面，吴学妻子到区政府去上访，举报警察办案不公。吴兵则以公安机关不作为为由，先后多次向“省长信箱”、“市长热线”投诉，在网络论坛、社交平台提出诉求。吴学更扬言要以暴力手段解决。

《信访工作条例》部分内容

类似吴家纠纷的案例多不胜数，矛盾双方均认为自己更占理，不断发声要求“公平正义”。去年此时，成都“49中事件”发生。读者朋友们或许还记得当时网络上众多“当事人”、“知情者”的小作文互相矛盾、众说纷纭的情况。

对此，一位政工民警无奈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全民发声的时代，舆情随时在发生。当自己涉事时，一些人要求民警对对方依法执行、重拳出击，又要求民警执法同情自己这个弱者、给予人性关怀；要求民警执法不要被他人舆论裹挟，又要求民警看到民意、符合自己的呼声……中国人口太多了，事情一旦扭曲发酵，哪怕只是一小戳声音也是惊人的压力，最后通通给到了基层，说真的他们太难了！”

2020年12月，马所长调任当地处理纠纷时，正处在这种当事人互不相让、据理力争的舆论压力下。他多次实地查看土地情况，到双方家中听取当事人意见，分别进行恳切劝说。就连春节期间，马所长也频频出现再当事人家中，给他们讲法律、摆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做思想工作。

吴兵、吴学以及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被马所长的诚意打动，当事人表示愿意调解。最终，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签订调解协议书，两家人握手言和。村主任连连称赞：“终于都满意了，给我们村上化解了一大难题。”

一场纠纷化解的背后，警察面对的情况，比我们看到的要复杂得多。很多时候，警察付出了如马所长一般的精力、苦力，却没能获得多少战绩——因为“和稀泥”，本身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社会阅历甚至个人魅力。因此，很多警察感叹：“说警察调解是为了‘躲麻烦’、‘不作为’，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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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让民警们感到更“冤”且“忧”的是：群众之间很多纠纷调解，本就不属于警务工作。

常被“12345”政务部门或联席会议其他单位甩来一堆“无效警情”的老尧说：

“多年来，各级政府建立了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检察机关的司法所和政府各职能部门是纠纷调解的主体单位。我们公安部门是参与者和协作者，但搞着搞着公安变成主导单位了，哪个部门的职责都让公安来。”

另一位青年民警补充：

“比如，噪音扰民，这本该找城管。小区扯皮该找社区和居委会。最离谱的是欠钱纠纷，要账的希望警察给他制服老赖，结果老赖报警更快——因为经济纠纷不属警务范畴，应该向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老赖反称：‘非法催账的堵我门，警察快来维护小区秩序把他赶走’。”

在警力严重不足的当下，政务部门若不积极履行职能，将无效警情和海量纠纷调解都压在公安部门身上，公安部门的大把大揽，不仅事倍功半，既难处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群众诉求，也将逐渐扼杀基层组织、政务部门与群众之间的凝聚力、生命力。

但在本次采写中，笔者发现，比起很多地区基层民警谈及处理“民间纠纷”的疲惫，有2个地区的受访警察显得“别具一格”——织里和成都。

织里民警阿乐说：

“很多基层派出所70—80%的精力被牵扯在鸡毛蒜皮的群众内部矛盾上，我们以前也是。但这几年警务改革，现在有了一个调解中心，会把非警务类的警情分到调解中心去，极大的减轻了我们的压力。”

阿乐口中的调解中心，全称是“织里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是警务改革试点中，织里基层社会治理“亮眼成绩单”背后的进阶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