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五”的发展要求与国内挑战

党中央在“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2020年为基数（GDP总量101万亿元、人均GDP约1万美元），到2035年，我国GDP总量需至少突破200万亿元，人均GDP需稳步超过2万美元。从进展来看，“十四五”期间已在100万亿元的基数上实现40万亿元增长，为远景目标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十五五”作为承前启后的关键五年，其发展质量和数量将直接决定2035年目标的实现节奏。

基于这一目标倒推，“十五五”期间我国经济需满足两大核心要求：一是年均实际增长率需稳定在4.5%～5%区间，这一增速既符合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能为结构调整、创新投入留出充足空间；二是通货膨胀率需从当前偏低水平逐步回升至2%左右的合理区间。

中国GDP（按季度）同比和环比增速 国家统计局

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挑战恰好聚焦于这两大要求：一方面，通胀水平持续偏低，若无法有效提升至2%，将直接拉低GDP平减指数，制约名义经济增速。例如，若美国保持2%实际增长叠加2%通胀，名义增速可达4%，而我国若实际增长5%但平减指数为-1%，名义增速将与美国持平，不仅影响经济总量扩张，还削弱我国在国际经济比较中的优势；另一方面，充分就业压力依然存在，需通过经济稳定增长创造更多高质量岗位，实现就业与增长的良性循环。

从2025年当前经济运行情况看，实际增长态势良好，上半年实际增长率达5.3%，前三季度为5.2%，但结构性问题仍需警惕：上半年平减指数为-1%，尚未达到合理区间。因此，“十五五”期间需重点强化政策协同：一方面，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实体经济，避免资金空转；另一方面，着力解决政府部门拖欠民营企业的账款等问题，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从需求端与供给端共同发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

归根结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需要“质”的有效提升作为内核，也需要“量”的合理增长作为支撑。因此，“十五五”期间需保持4.5%～5%的年均实际增长率，同时加快推动通胀水平回升，尽管实现2%的通胀目标可能需要一定过程，但必须优先推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回归正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稳定在零以上，实现名义增长率持续高于实际增长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四、妥善处理好内需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在关注国内经济运行的同时，对外贸易作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其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需高度重视。从近期数据看，2024年我国贸易顺差接近1万亿美元，预计2025年这一规模将进一步扩大至 1.2万亿美元，显示出我国外贸的综合竞争力；但从未来趋势看，2026年的外部挑战将显著加剧，需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从全球经济环境看，IMF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1%，但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全球贸易增速的预测仅为0.5%，远低于2025年的2.4%，反映出全球贸易复苏动力显著弱于经济复苏，我国外贸增长将面临“外需不足”的直接压力。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对等关税”政策自2025年4月以来反复波动，其政策不确定性已开始影响全球产业链布局，预计2026年将对我国出口市场造成显著冲击。

从全球贸易体系变革来看，当前WTO框架下以最惠国待遇为基础的贸易量仍占全球总量的75%左右，但预计2026年这一比例将跌破50%。近年来，美国通过推进双边贸易协定、强化区域合作机制等方式，逐步削弱多边贸易体系的影响力，若这一趋势持续，可能导致国际贸易体制倒退至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成立前的“碎片化”状态，最惠国待遇机制或将名存实亡，我国长期依赖的多边贸易环境将面临根本性变化。

对我国而言，外贸体量决定了结构调整无法一蹴而就：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连续第八年位居全球第一（达6.2万亿美元），服务贸易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整体贸易规模达7.2万亿美元，这一体量不仅直接关联数千万就业岗位，更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既需要付出艰巨努力，也可能面临一定的调整代价。

在此背景下，如何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巩固区域贸易合作框架，成为“十五五”期间的重要课题，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也是保障经济稳定增长、规避外部风险的必然要求。当前，中美达成的一年期暂时贸易休战，是我国通过坚决斗争争取的有利结果，国际资本市场普遍将其视为中国外贸环境改善的积极信号，但需清醒认识到，该协议有效期仅为一年，且美方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因国内政治周期、经济形势变化出现反复，必须保持战略警惕，避免政策依赖。

五、数字货币与金融基础设施的国际博弈

随着数字经济的全球普及，数字货币与金融基础设施的变革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其发展动态将深刻影响全球金融格局，也与我国“十五五”期间的金融开放、国际收支稳定密切相关。

首先需厘清核心概念：数字经济发展催生的比特币等虚拟货币，本质是“虚拟资产”，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数字货币”，其价格波动剧烈、缺乏实际价值支撑，无法承担货币的流通、支付职能；而“央行数字货币（CBDC）” 是各国央行顺应数字经济趋势，利用区块链技术优化跨境支付、提升金融效率的重要探索，具备法定货币属性，其实质是法币的数字表现形式。

从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发展态势看，目前已有143个国家及货币联盟参与相关试点，我国在该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清算银行（BIS）支持下，我国与泰国、阿联酋等国共同开展的“货币桥”项目，已实现跨境贸易的数字货币结算试点，有效降低了对传统美元支付体系的依赖；巴哈马、尼日利亚、加勒比货币联盟也在推进央行数字货币落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明确退出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并持反对态度，欧盟、日本等经济体则因内部利益协调困难，呈现逐步后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