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我所在高校的中美交流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全部取消，取消很多中国学生的签证，尤其是一些他们认为对美国有威胁的人的专业。在这之前，有很多中国媒体在华盛顿，每一家都有几十个人，在这之后都只有两三个人；美国媒体在中国就更少了。媒体少了，互相之间妖魔化更明显了。我到中国来，一些美国的同事、朋友都警告我，你去了回不来怎么办，你一去肯定会被抓起来。双方都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所以，2023年、2024年，双方没法交流了。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说“这两个国家在梦游一般地走向对抗。（These two countries were collectively sleepwalking down a path of conflict escalation）”2023年，就连拜登也开始觉得这样很危险，怕擦枪走火，会引发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冲突。之后在双方努力下，2023年6-8月恢复了高层交流；2023年11月举行洛杉矶峰会。

虽然这种交流恢复了，但双方“说归说，做归做”，我有一篇同名文章的题目叫《Talk the Talk and Walk the Walk》。这种情况持续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上来以后完全变了。虽然现在才大半年，还不是看得很清楚，但我感觉这种变化太明显了。其实第二任期特朗普是对中国“最软”“最好”的美国总统了，国内很多信息有点滞后。

特朗普是今年1月上台，2024年4月，博明和当时美国的中国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在《外交事务》上写了一篇文章，说中美竞争的结局必须是中国政权的倒台，《No Substitute for Victory》（《没有对胜利的替代，美国必须赢》），争议很大。这都是投名状，这些人认为特朗普上台以后还会继续他的第一任期的政策，所以这些人交投名状：你使劲干，我们跟着你。

没想到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以后全变了，他的意识形态跟他第一任期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完全不一样。他的意识形态的敌人是“enemies within”，是内部敌人，是那些民主党。美国过去的内斗，彼此之间不是作为敌人，而是政见不同。但特朗普把这些人当作敌人了，那些同性恋者、移民、变性人，这些是他的敌人，甚至于欧洲的社会主义、人权分子现在都是他的敌人了，他觉得对付这些人可以和中国、俄罗斯这些大国合作。

对大国竞争，现在英文词有一个叫做“Great Power Coalition”，“大国合作”“大国联盟”，而不是大国竞争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可以划分势力范围，美国西半球，特朗普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州，墨西哥、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都变成美国的，这是典型的门罗主义。亚太地区呢，中国再怎么搞，美国不管了。欧亚大陆给俄罗斯。特朗普认为，我们这几个大国领导人可以合作，Coalition（联盟）而不是Competition（竞争）。他把过去搞民主推动的机构，像民主基金会、国际开发署USAID等全部减资、弄掉了。

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变化也很大。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没有批评过中国在南海的任何动作，包括对菲律宾。大家注意一下，他下边人在说，但特朗普没说，很奇怪。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去白宫见他的时候，说中国现在对我们形成很多威胁，而特朗普居然说了让小马科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话，说你们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我不在意。

台湾问题，他更是说得很少，唯一说的就是台湾把美国的芯片产业给弄去了，台湾没有给美国交保护费，完全是在抱怨台湾。记者问他，如果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会不会保护台湾？他说，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你，因为这个事永远不会发生。

现在特朗普完全把台湾作为他和中国谈判的一个棋子、交易、筹码，台湾地区领导人8月上旬准备去美国，当时纽约、达拉斯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了解到台湾当局都在运作了，突然就说不允许他过来，不允许在美国停留，这是二十多年来头一次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可能为了能和中国领导人举行峰会，为了中美经贸商谈能够顺利。而且在这之前，台“防长”要去华盛顿也被他拒绝了，生怕中国不满意。赖清德在这之前说了很多大陆不喜欢的话，加剧了台海的紧张情况，所以特朗普很害怕，他手下人也很害怕。

所以，特朗普第二任期，最近你们看看美国媒体的报道，我是非常吃惊的。我罗列了一些，比如“特朗普是中国鸽派，对华态度出人意料地温和”，“特朗普的初期举措将有利于中国”，“对华鹰派停止叫嚣”，以及“特朗普正逐渐成为一位非常亲华的总统”。这些是美国媒体最近的报道。

为什么特朗普第二任期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写了一篇文章，其实特朗普是一个“另类的中国鹰派”，不是所谓的”Orthodox China Hawk”（正统中国鹰派）。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四年和马上要开始的四年，他很多政策在不断变化，但他对中国领导人的崇拜心理，他和中国做交易的说法一直都没变。

为什么第一任期中，他任由“新冷战”这种说法膨胀呢？因为他刚刚进入华盛顿，而且他周围聚集着共和党建制派的人物。举几个例子，国安会的博明、国务卿蓬佩奥、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还有东亚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这个人和我关系比较好，住在我们旁边，空军的一位准将，聚集在他周围的都是极端反华人群。

但他第二任期上来以后，报道就说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任期当中用错了人，所以我这里面列出的对华鹰派一个都没能回去。我的邻居史迪威在特朗普上台之前他和我信誓旦旦地说，第一任期我帮特朗普这么大忙，他一定会请我回去的，而且他觉得助理国务卿都太小了。结果特朗普第二任期一上台，一点他的戏都没有，这些人一个都没有进去。

2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其第二任期的首次内阁会议

他的第二任期的班子中有没有建制派的人？有，比如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是建制派的，副总统万斯是建制派，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华尔兹也是建制派的，现在不用他了。但选这些人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是鹰派和建制派，而是你必须对我忠诚，他第二任期的选人标准就是必须对我忠诚。所以，这些人上台后尽管他们的意识形态、对华观点和特朗普不一样，但全部哑口无言。

我在美国40年研究美国政治，我认为这次这些政客这次真服了：马尔科·鲁比奥这么一个意识形态对华鹰派，结果完全按照特朗普的脚步在跳，政治家城府太深，简直不可思议。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就变成了他自己，第一任期中，他的记者招待会很少，现在天天和记者谈，在飞机上还意犹未尽要和记者谈，他这次表露出来对中国领导人的崇拜，要和中国做交易的渴望。

这样一种变化意味着什么？最后讲两点。

第一，证明了之前的美国战略新冷战是错误的，是不能够持续的。我认为，特朗普的做法是个“Cause Correction（改正错误）”。两方面改正错误：

一是美国低估了中国的韧性，又是两方面的低估：一方面，对中国经济的韧性，另一方面，对中国政权的韧性。两者都低估了，所以打了这个“新冷战”；

二是对中国威胁高估了，因为对中国韧性的低估和对中国威胁的高估，导致他对华政策的“过度反应”。这种过度反应很危险的，这会产生几点已经清晰可见的可怕结局：

首先，引发本可避免的冲突。美国夸大敌手，包括1954年法国人离开东南亚，美国军事涉入以后，从越战中几十年出不来，夸大了所谓“共产党威胁”，这就是多米诺骨牌效应。伊拉克战争也是夸大对手的威胁，美国一进去就出不来。

其次，反华教育。中美之间的人文、社会、文化、学术交流，由于这种过度反应，我举了很多例子，我看到的这方面的故事要让我讲可以讲一天一夜。

最后，导致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及反美情绪上涨。

这都是对美国非常不利的。

第二，现在第二任期特朗普愿意和中国谈判了，不再强调意识形态的区别和地缘政治的冲突，而只是要做贸易。这是一个很好的兆头，这样一来，双方就有可能妥协。意识形态方面谁也不能妥协，地缘政治、美国的霸权和全球领导力谁都不愿意妥协，但在做贸易、交易上可以妥协。

我最近几次到国内感受太深刻，中国对这次贸易战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中国是在4月2日“解放日”宣布加关税中唯一几个打回去的国家，你给我145%，我给你125%；特朗普说你们没理解，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主动要求谈判，先是在日内瓦，之后在伦敦、瑞典。谈吧，最后双方都做出让步。通过谈判和妥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我想正是这样的局面导致鲁比奥说了“战略稳定”，相互之间产生僵局，谁也吃不了谁，双方必须做出妥协。

但这个战略现状是否稳定？我认为还是有待观察的，几方面原因：

一是特朗普周围还是那些传统的对华鹰派主导，对中美战略稳定不利。美国国内的政治，你到美国华盛顿去可以感觉到政治反华的气氛非常浓厚，特朗普在华盛顿对华政策中完全是一个另类。这种另类意味着什么？他现在有能力把那些传统鹰派压下去，因为他要谈判，但如果他和中国的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又不能谈了，又回到特朗普第一任期，这是很可怕的现象。

二是现在这个“战略稳定”更多是中美之间两国领导人个人风格、个人因素所主导的，这很难稳定。因为中国领导人的领导风格和特朗普很不一样，中国是讲“大局”，讲“战略框架”，特朗普是非常随意的，说变就变，而且他只看眼前。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三是特朗普现在提的大国之间的“联盟”非常不现实。因为这种力量对比一直在变化，中美、美俄、俄中一直在变化，而且中小国家也不会买账，他和中俄领导人能否达成这种他想象中的联盟也很难说，需要有俾斯麦，当年他们讲Council of Europe，就是俾斯麦体系、三皇同盟，美国需要这种外交家，但特朗普没有这种外交家，他也不是这种外交家。

总结来说，中美之间的关系目前处于一种僵局，处于一种鲁比奥说的战略稳定期，说明中美谁也“吃”不了谁。从美国来讲，我个人感觉为什么特朗普现在走到这一步？是因为美国共和党、民主党两党已经对美国的霸权政策深恶痛绝。

我引用两个数据来做说明：一是在特朗普今年1月份上台时，《纽约时报》提供的民调数据，60%的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不要在海外去多事了，不要做世界警察，关注国内的事情，国内都这么乱了，你们还去国外管？二是智库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在1月份的民调，1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人没有财富和力量领导世界，美国人不应该再这样做了。

上个礼拜迈克尔·赫什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引用了下来，他说：“美国两党相似之处是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失败了，至少美国二战后、冷战后不应该再发挥‘世界警察’的作用了。”所以，无论是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Progressive Democrats（进步民主党）”，他们的共同观点是美国应该后撤（Pull back）。这是历史背景。我在美国感受太强烈了，国在内大家不一定都会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美之间的机会还是有的，能够很好的相互共存。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