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英文《当代中国》双月刊主编赵穗生访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在人大重阳区域国别论坛之“美国系列”第十九场活动中发表题为“中美大国竞争，从特朗普1.0到2.0”的公开演讲，并就该主题与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展开对话。

赵穗生在演讲中指出，许多原本押注特朗普会延续第一任期强硬对华政策的美国极端鹰派人士大失所望，因为特朗普2.0的意识形态取向已完全转向“对内”，他的主要敌人变成了民主党人，乃至移民、同性群体及欧洲的人权派，而非中国或俄罗斯。

在这样的背景下，特朗普的战略思维更接近于一种“大国合作（Great Power Coalition）而非“大国竞争”，并削减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和美国之音等传统对外宣传与民主推广工具的经费。

赵穗生认为，特朗普1.0时期针对中国的“新冷战”战略是错误的、不可持续的，而特朗普2.0的政策是一个“很好的兆头”，从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冲突转向务实贸易谈判、寻求协商妥协，也让中美进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所说的“战略稳定期”，双方博弈陷入“僵局”。而这一“稳定”能否持续，则取决于双方领导人个人风格、谈判成败以及大国合作的现实性等因素。

以下是演讲内容，观察者网整理成图文形式，供各位读者参考学习。

赵穗生：非常感谢王文教授给我第六次机会到人大重阳和大家一起交流。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1985年前往美国，今年正好是在美国的第40年。按照国内的标准我早就到了退休年龄，但美国的终身教授可以继续任职。所以，我亲眼目睹了中美关系这四十年的发展变化。

特朗普第二任期上台以后，很多人都在观察他和第一任期有何不同，我个人感觉到他的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非常不一样。最近我在写一本新书《新冷战的兴衰》，书中讲特朗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发起了“新冷战”，但第二任期“新冷战”似乎结束了，他对中国发起的意识形态、地缘政治挑战几乎销声匿迹，重心全部集中在做交易、做贸易。所以，对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中美关系，近期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总结出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强调领导人的作用。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特朗普上台第二任期的第一个月打赌，说到明年1月份中美关系会出现令人瞩目的改善，原因很简单，中美两国领导人都是政治强人，双方相互尊重，所以中美关系会相当稳固。8月份，特朗普政府把赖清德的过境计划取消时，艾利森又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他的观点已经被证实，在今年年底之前，特朗普会和中国领导人见面，一旦见面，他认为特朗普就会成为美国的第二个尼克松，第一任期对中国非常强硬，第二任期就会在强硬背景下与中国建立他认为的Partnership（伙伴关系）。

对于艾利森的观点，欧亚集团的创始人和主席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认为不可能。他的观点基于所谓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中美两个大国结构性矛盾不可调和，无论领导人如何，即便特朗普对中国再友善，使得中国领导人愿意和他改善关系，但这种结构性矛盾无法克服，他说到明年这个时候会更加糟糕，他的原话是“Materially Worse off”（更加糟糕）。如今大半年时间过去了，我的感觉是中美关系没有变得更加糟糕，也没有像艾利森所预测的那样显著改善。

7月31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接受Fox News采访时，采访人问他：“你怎么样看待现在的中美关系？”他想了一下用了一个词，中美关系现在叫做“Strategic Stability”，战略上稳定下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Strategic Stability”是什么意思？我的理解是，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Stalemate”，也就是进入了一个“僵局”，谁也打不垮谁，谁也不占优势，美国不占优势，中国也不占优势，而双方都在探寻下一步怎么做。他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也许他内心并不认同，但特朗普是他的老板，认为双方可能会改善关系，所以采用这种说法。

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和第一任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何会发生这种变化？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今天我想和大家梳理一下这个过程。    

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新冷战”可以追溯到2008—2009年金融危机，也就是美国的次贷危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在次贷危机中应验了。当时中国对危机的应对比美国好得多，我当时到国内来，国内很多学者基本都觉得“美国有求于中国”大于“中国有求于美国”。

所以，我感觉国内的心态从2009年一直到2014年、2015年特朗普上台前这段时间，觉得中国已经要超越美国了。由于中美之间大家感觉到权力在逐渐平衡”Perceive Balance Power”，这种权力平衡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是另外一回事，但怎样看待这种变化？

2009年以后到2017年特朗普上台之前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实际上美国人对中国开始警觉，我感觉从2014年、2015年起美国越来越警觉。2015年，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兰普顿都开始担心到中美关系到了“Tipping point（临界点）”，就是美国认为和中国接触的政策失败了，导致中国变成了美国的掘墓人和挑战者。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上台的背景。

基于这种背景，特朗普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变美国外交战略重点。此前是反恐，包括小布什在内，即使到2014年、2015年已经开始大国竞争，但反恐还是美国外交战略的重点。特朗普上台后这一方向非常明确，2017年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报告》提出“大国竞争”，其中原话是：“After being dismissed as a phenomenon of an earlier century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return.（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上个世纪的过时现象后，大国竞争将卷土重来。）”

当时美国国安会的亚洲主任叫做Matt Pottinger，“博明”（音），这个报告一出来，他在中国大使馆的讲话就清楚提到了“大国竞争”的概念，他原话说：“We 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ve updated our China policy to bring the concept of competition to the forefront.（特朗普政府已更新对华政策，将竞争理念置于核心位置。）”——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跟中国是接触和合作，现在我们和中国是竞争关系。

所以，特朗普第一任期时提得非常明确，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当时的副总统彭斯在2018年发表的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讲话，当时大家听了非常吃惊，觉得完全是新冷战的宣言，他批评他所有的前任对中国的所谓“姑息政策”全是错误的。他就说，我们要“speak up, stand up, fight and win”，（说出来、站起来、跟中国斗），要赢得这个竞争。这就有了“新冷战”。我很不喜欢用这个概念，中美之间很难用“新冷战”来概括，但当时很多人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时就开始说到中美的新冷战，它说的是在中美之间是全面的对抗关系。

经贸上，特朗普第一任期搞了贸易战，要把那些制造业弄回去，要削弱贸易不平衡；炮制了所谓的“China Initiative（中国倡议）”，要用美国全社会、全政府的力量来对付中国在经济上“偷窃”“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意识形态，当时他的国务卿蓬佩奥在尼克松中心的讲话就说得非常清楚，说中国是对美国意识形态最大的威胁。

当时有人给特朗普出主意，说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完全是冷战思维；在台海问题上，也是利用台海来遏制中国。这么多年来，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期间，是美国第一次送内阁级部长窜访台湾地区的领导人，还签署了很多所谓的涉台重要法案。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推动之下，形成了一个“华盛顿新共识”，不仅仅是共和党，民主党也跟着他大大转变了对中国的政策。“新共识”是说，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意见，但在中国问题上，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掘墓人”、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一定要把中国打败。

尽管特朗普第一任期只干了四年，没有连任，民主党拜登上台以后，其他很多政策都变了，但在对华政策上不仅没有任何变化，而且变本加厉。拜登不仅认为“在我的任期内绝对不能看到中国超越美国”，还把中美之间的竞争描述为所谓“民主与专制的竞争”。在台海问题上，拜登比特朗普第一任期有过之无不及，四次讲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就把台湾地区作为它的北约、盟国一样对待，进行军事干预，彻底改变过去的战略模糊政策。

特朗普和拜登进行辩论

所以，这个变化使中美关系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到拜登任期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过去的中美关系都呈现出周期性变化，有进就有退，有危机就会解决危机，也有稳定。但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我用的概念叫做“长危机”，一直处于危机状态。

长危机的最低点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贸易战直到拜登下台之前的2023年达到最低点，所有高层交往全部中断，过去中美大概有100多个制度化的交流机制，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大多数都已经中断了，最后一次美国的内阁级部长蓬佩奥到中国访问是2019年，那次访问是非常失败的，甚至一顿宴会都没有。

在那之后的五年当中没有任何一位美国内阁部长来中国。中国外交部长可以到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但这五年中没有被请去华盛顿。中美两国间高层交往减少了，民间交往在这期间也大大下降，当然有“新冠疫情”因素，但主要还是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