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独享安全”到“共同安全”

观察者网：今年7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研讨会商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视角”的报告。您作为报告负责人，比照当前局势发展，怎么看报告中提出的思路或路径，参考意义在哪里？

赵隆：应该说，7月研讨会讨论和随后发布的《着眼共同安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范式》研究报告，基本符合近期乌克兰危机相关谈判的走势。

这份报告的参考意义在于，我们强调乌克兰危机不仅是国家间对抗升级的产物，更凸显了欧洲安全秩序的深层裂痕。领土归属问题是绕不开的难题，也是停火能否转化为和平的决定性因素。“土地互换”的简单逻辑难以解决当事方的国内政治需求，需要在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同时，探索阶段性、非军事化的解决方案。例如，区分对领土的“法律承认”与“事实承认”，并在协议中加入涉及领土归属的“保留条款”，明确以政治谈判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

同时，我们在报告中强调乌克兰危机对停火监督和维和行动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主要大国参与的维和模式，不仅难以得到当事方的完全认同，上千公里接触线所需的维和力量也远超各国的实际能力范围。因此，需要探索直接派驻维和部队之外的创新做法，包括引入卫星监控、固定和非固定无人设备等技术监控手段，以减少维和纠纷引发的再度冲突。

报告还提出，安全保障问题是乌克兰与俄罗斯分歧的核心。对乌克兰而言，在短期内无法加入北约的情况下，确保欧洲北约成员在乌境内的实质性存在，得到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和长期援助计划，是避免战火重燃的关键。俄罗斯则强调地缘意义上的战略安全空间，坚持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反对北约成员国以维和为名长期在乌部署，继续侵蚀战略“缓冲区”。 因此，需要推动各方基于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原则，谋划包括“安全保障”（Security Guarantee）和“安全承诺”（Security Assurance）的共同安全框架。

最后结论是，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进程不能仅依靠临时停火协议或军事威慑，不能脱离相关国家的再转型和安全观念的再塑造进程。理想状态下的欧洲安全架构，既不应该依赖于美国的摇摆政策，更不能陷入持续“再武装”的军备竞赛，而是需要探索平衡各方关切和利益的共同安全新范式。

可以借鉴亚洲安全倡议、亚洲安全模式和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实现从“独享安全”到“共同安全”的观念更新，从追求“绝对安全”转为探索“相对安全”的制度安排。

·所谓“中美共治”，不是中国的价值取向和战略期待

观察者网：提到安全架构和理念，今年下半年来，一些新词汇不断出现在国内外舆论场，特别是“中美大交易”。在10月釜山会晤前特朗普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写下“G2”，更是让外界浮想联翩。怎么解读这些信号，它与美国战略调整、全球秩序变化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都知道十几年前已经出现过“G2”的概念，前后有什么差异？另一方面，中国在近期的官方表态、以及领导人通话中，反复强调中美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您怎么看这一现象，事实上结合最近的种种信息，让人有点困惑，战后国际秩序，到底指的是哪种秩序？

赵隆：尽管不少评论将特朗普口中所谓的“G2”解读为所谓“中美共治”的橄榄枝，但在我看来，这种理解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也高估了其现实内涵。

若将当下的“G2”与2008年前后奥巴马时期曾引发广泛讨论的“G2”概念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者的语境与指向已发生明显变化。彼时的“G2”，更多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期待中美共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其核心逻辑在于责任分担与全球治理合作；而当下特朗普语境中的“G2”，则更多呈现出一种模糊而非制度化的政治表述。

从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强调的、带有“门罗主义特朗普推论”色彩的战略取向来看，其总体反映的是对所谓“半球霸权”和势力范围的偏好。理论上，或许可以将这种“G2”解读为一种基于势力范围重塑的“霸权共享”设想，但在现实层面，它更像是对当前国际格局的一种潜意识式描述，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设计。

其核心含义，无非是强调中美可以通过元首外交这一高度个人化的协调机制，就双边、地区乃至全球问题进行沟通与协商。这种表述背后，并不存在成体系的战略蓝图或制度框架，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特朗普一贯的外交风格，而非一项可操作的长期政策构想。

当地时间10月30日，韩国釜山，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美元首会晤开始前等待。 视觉中国

如果“G2”旨在推动中美元首外交就重大全球和地区事务进行协调，达成中美共同“治理”（Governance）的状态，符合中国的期待。但如果“G2”旨在推动中美共同“统治”（Govern）世界事务，甚至基于势力范围实现“霸权共享”，则与中国长期坚持的价值观、秩序观和义利观背道而驰。

进一步看，如果“G2”真意味着某种形式的“霸权共享”，那它在逻辑上将与特朗普所奉行的“美国优先”原则发生根本冲突。事实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同时明确强调，“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变得过于强大”，并将美国外交定位为“务实但非实用主义，现实但非现实主义，有原则但非理想主义，立场强硬但非鹰派，保持克制但非鸽派”，归根结底只有一个标准——是否“对美国有利”。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不可能真正接受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共享霸权的安排。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所倡导的战后国际秩序，既包括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及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等制度性根基，也包括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规范性愿景。从这一立场出发，任何植根于霸权逻辑和势力范围划分的“GX”构想，都不符合中国的价值取向和战略期待。

正如我今年5月在《外交学者》（The Diplomat）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作为曾经雅尔塔体系的受害者之一，难以接受大国通过重建势力范围、瓜分他国利益来塑造世界秩序。因此，对所谓“G2”既无必要进行过多延伸解读，也不应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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