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赵丁琪】

正如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不代表拿破仑革命的失败一样，欧尔班虽然败选，但他所掀起的这股“非自由主义民主”浪潮，依然在匈牙利乃至世界蔓延。

一、“模仿政治”及其后果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卡夫卡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体制在全球的传播寄予厚望，刚刚挣脱“实存社会主义”体制的中东欧国家，就仿佛是萧伯纳笔下的卖花女，他们急切地希望能够模仿西方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从而融入全球的“上流社会”。

这种现象被伊万·克拉斯特夫（Ivan Krastev）和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称为一种“模仿政治”。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努力被冠上了各种名称——美国化、欧洲化、民主化、自由化、扩大化、一体化、协调化、全球化等等。这些名称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内在涵义都是一致的，都意味着通过模仿西方来实现现代化。

在转型之初，中东欧人民对未来的情绪是普遍乐观的，人们相信他们将会像其所模仿的西方邻国一样，享受到同样的自由和繁荣。但是在进行了三十年的“集体皈依”之后，中东欧的人民发现自己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全球“上流社会”，西方曾经许诺的民主、自由和繁荣都没有实现。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克拉斯特夫和霍姆斯引用卡夫卡《变形记》的这句开场白，来形容东欧人民在“转型”20多年后再次睁开眼睛时的惊愕：经济的崩溃和持续低迷，出生率的暴跌，人口的大量外流，政治上的腐败和虚假民主。

对西方体制的机械模仿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快速经济转型，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原苏东国家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这场大衰退整整持续了17年的时间，直到2006年才宣告结束。克里斯汀·戈德西（Kristen Ghodsee）和米切尔·奥伦斯坦（Mitchell Orenstein）利用美国农业部、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的数据分析指出，原苏东国家的这场经济衰退，不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超过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是人类在和平时期所经历过的最大规模的衰退。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匈牙利

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转型所造成的经济崩溃，中东欧国家的贫困率快速增长。截至1999年，东欧社会中有1.91亿人每天生活费用不到5.5美元（世界银行确定的绝对贫困标准）。这也就意味着在转型的第一个十年中，该地区47%的人口陷入了贫困的境地，面临着生活水平快速下降、基本生活资料短缺的困境。直到2014年，东欧社会仍然有8000万人生活在每日不到5.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之下。

社会主义时代国家提供给人民的普遍性的社会福利（包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住房补贴、食品补贴等）被取消了，代之以世界银行所建议的针对特定穷人的“有针对性”补贴。但是在官僚主义、腐败、经济衰退等因素的作用下，这些补贴并没有真正起到保障底层人民生活的作用。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贫困率迅速上升的同时，一小部分前政府官员、资本寡头和知识精英利用转型的机会迅速暴富。东欧社会从1989年之前世界上最平等的地区之一，沦落为两极分化极为严重的地区，从而极大地激化了社会矛盾。

在经济下滑的同时，中东欧国家的社会秩序走向了崩坏。在大规模私有化进程中，新生的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所获得的非法财富而努力寻求政府官员的权力庇护，催生了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在社会矛盾激化的状况下，黑社会犯罪组织和私人的武装安保产业也随之泛滥，有组织暴力活动和犯罪率激增，一些东欧国家的谋杀率增长到了苏东剧变之前的两倍甚至三倍（俄罗斯的谋杀率从10.42/10万人，增长到30.3/10万人）。

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危机之下，中东欧国家的死亡率大幅度上升，人口大量外流，成为了世界上人口减少最为迅速的国家，形成了严重的人口危机。

在1989年后，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所造成的私有化、去工业化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生活水平下降、酗酒、精神压力增大等原因，前苏东国家的人口死亡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其中，俄罗斯的总死亡率在2004年上升到了16.4‰，比1989年上升了53.27%。直到2016年，仍然有19个“后共产主义国家”的死亡率高于1989年水平。

在总死亡率上升的同时，人口出生率却在大幅下降。从1989年到1992年，俄罗斯、保加利亚、波兰的人口出生率分别下降了23%、20%和5%，前东德地区甚至下降了47%。

与此同时，由于工业体系的瓦解和就业机会的大幅度减少，东欧的人口（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大量外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估计，自1989年以来，已有2000万人离开了东欧地区，占其总人口的5.5%。

从表面上看，中东欧人民虽然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但获得了“民主”，可以用选票去选举他们心仪的政党和领导人。但事实上，无论哪一个政党或领导人上台，他们都必须执行西方的意志。克里斯汀·戈德西说：“东欧国家的人民可以选举政府，但这些民选政府仍然必须按照西方政府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去做。”因此，这种所谓的“民主”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它只能决定选举哪些政党和领导人来充当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西方代理人。

二、欧尔班的崛起与“非自由主义民主”浪潮

“我们不想效仿德国人或法国人所做的事情……我们希望继续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玛丽亚·施密特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彻底摧毁了自由主义在中东欧国家的声誉。伴随着西方全球主导地位的逐渐失去，其政治经济模式的普遍适用性和优越性也开始受到普遍质疑。对于模仿者来说，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所模仿的样板即将翻船沉没”。这种对“搭错车”的恐惧，成为了一种萦绕在中东欧国家中的集体心理。

与此同时，西方主导下的“模仿政治”要求中东欧各国摆脱其过去的身份和传统文化，而采用一种新的“自由民主身份”，但“这种身份永远不会完全属于他们”。它引发了中东欧人民的羞耻感，激起了他们对文化被抹杀的恐惧。

正是在这种对西方的逆反性集体心理之下，以欧尔班为代表的中东欧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迅速崛起，掀起了一场怀疑和否定西方自由主义的“非自由主义民主”浪潮。

在2014年的图什纳夫（Tusványos）演讲中，欧尔班明确宣告“自由民主的时代已经结束”，主张构建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范式的新型政治形态：“匈牙利决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我们决定构建一个新国家、一个新共同体，使其能在全球竞争中保持竞争力，并独立于西欧的教条与意识形态。我们寻求一种非自由主义、但民主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因为我们坚信：民主未必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国家即便不奉行自由主义，依然可以是民主国家。”

在欧尔班看来，自由主义国家导致了“社会分裂、文化衰败、经济不平等、国家主权丧失”，因此他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国家，这个国家能保护匈牙利的“民族认同、民族文化与民族利益”；这个国家是一个“以共同体、民族、家庭、传统价值观为根基”的国家，是一个“能让我们具备竞争力、变得强大、走向成功”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