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村里志伟的母亲去世，同样请了很多抬棺的，但是由于棺材制作得太重，人抬不动，最后雇请车辆拉运棺材下葬。由于这个偶然的契机开了先河，此后村里再有人去世，帮忙抬棺的人都不愿意抬了，倒逼每家办白事现在都是花钱用车辆拉运棺材下葬，而不再是人抬着棺材下葬。请车辆拉的花费在2000元左右，现在村民议论的是既然花钱请车拉了，那还请抬棺的干嘛呢？请抬棺的人，不用抬棺，啥活都不用干，还免费吃酒席，最后还得送烟和毛巾，这不是又花去一大笔钱嘛。

因此这两年村民都传着东头和西头白事要分家，各搞各的。今年春节，终于敲定分家，东西两头的生产队长坐在一起商量好后，就分定了。红白事的酒席在早几年就已经市场化了，主家定好酒席标准，实行一条龙服务。白事上在早些年也流行哭丧（花钱请专门的哭丧队来表演哭），再加上抬棺的市场化兴起，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关联也随之大大弱化和松散化。

一个偶然的事件带来的用车拉棺材下葬为什么会迅速被接受和推广？因为这恰恰迎合了家庭发展与竞争的理性需要。在经济分化日益加剧和社会竞争的压力棒下，核心家庭是村庄竞争的最基本单位，每个家庭都在优化劳动力和时间资源的配置，以实现家庭财富积累的最大化。

农村抬棺场景（资料图）

在前打工经济时代，劳动力是富余不值钱的，在人情的互助中实则是将劳动力的投入储蓄起来，以使得在将来自家办事时可以兑现。而在打工经济时代，因为劳动力有了外出务工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的投入就有了机会成本，劳动时间就有了价格，就可以即时兑现为货币。

而且在前打工经济时代，劳动力因为没有机会成本，劳动时间就无法表现为价格，因此不同劳动力相互帮忙的劳动时间就是等值的，此时你来帮我，下次我去帮你，人情就还了，长期来看能实现相对均衡。但是在打工经济时代，劳动时间的价格化，使得不同劳动力的相同劳动时间不再可能是等值的，那么这在人情互助中就会产生失衡，一旦长期失衡就难以持续。

抬棺的市场化，恰恰就是农民应对分化与失衡的一种实践理性和功能机制。通过抬棺的市场化服务来替代人抬棺的人情互助服务，在东西两头分家之后，下一步想必就是不用再请抬棺的忙人了，也就不会再面临着请与不请，回与不回的纠结选择。抬棺的市场化是实践中自然内生出的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功能替代机制，当然存在进一步瓦解村庄共同体的风险。

三、谁来守护乡村正义？

故事4  村里的小马、小搭和麻子是亲弟兄三个，小搭不会为人，不仅和小马和麻子兄弟俩闹矛盾断交，而且和近门以及再远些的同一个大门的人都闹过矛盾，不来往，基本上快成为村庄的独来独往者。父母的生养死葬，小搭从未尽过孝心，连父母去世时都未露过面，更别说披麻戴孝。

麻子年轻的时候娶过媳妇，由于婆婆不满意而将媳妇休掉后，一直就一个人生活，直到晚年在外打工时认识一个四川婆婆，带回来一起生活。前年麻子生病去世，也是作为侄子的小马的儿子来披麻戴孝发的丧，小搭一家也是没有过问和参与的。麻子有一处老房屋和宅基地，生前并没有立下遗嘱。在小马一家和乡邻眼中，他的孀妻可以继续居住，但由于没有子嗣，待孀妻去世后，麻子的房产理应由小马的儿子继承，因为他为叔叔养老送终。麻子去世不久，小搭就想来抢夺这份宅基地，就开始在那片老宅基上撒上玻璃碎片，不让其孀妻居住。小马在麻子之前的几年就因病去世，小马家就儿子一个男劳力，当时为争宅基地差点和小搭打起来。

今年春节，小马的儿子去那座老房子上贴春联，他刚贴上，小搭就给其撕掉。他再贴，小搭就再撕。为此，小马的儿子就打110报警，但由于双方并未打架斗殴，警察也就下来问问就走了，用村民的话说“没有把小搭抓走”。一个门头的人在一起议论时，都群情激愤，对小搭早就看不惯，都想好好收拾下他。但问题是无人伸头。小马的儿子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去年也生了一场大病，骨瘦如柴，走路都颤颤巍巍，现在势单力薄，而小搭和其儿子都健在，打也打不过，无人为其撑腰。

村庄中的血缘关系是分亲疏远近的，一个门头内部的亲疏远近也是分明的，小马和小搭是亲兄弟，在血缘上就是最近的，亲兄弟或叔侄之间闹矛盾，远亲不会随便干预，拼的是他们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小搭不会为人，几乎把本门的人都得罪过，看到他现在这么嚣张地欺负小马一家，都群情激愤，想要教训他，但是毕竟不是自家的事，谁都不愿意伸头组织。大家都寄希望于和小马属于血缘关系次近的堂兄弟关系的伟叔，来伸头。

伟叔亲弟兄四个，他排行老三，在城里做生意，家境较为殷实，且能说会道，是家族里公认的精英。但是伟叔并不愿意伸头管这个事，门里的人议论说不知他这次怎么这么怕事。伟叔常年在城里做生意，也居住在城里，对村里和家族里的事不愿意多掺和。作为堂兄弟关系的不伸头，门子里更远关系的，就更没有人会伸头了。

小搭之所以敢这么霸道，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麻子去世前没有立遗嘱。因为未立遗嘱指定谁来继承，那么从法律上来讲，小马一家和小搭一家就是同一顺位继承人，小搭是有资格来继承麻子的房产，这是一种法律程序正义。但是这违背了乡土正义，因为小搭一家不孝，不仅对自己的父母未有尽过半点生养死葬责任，对作为哥哥的麻子也未有尽过半点责任。小搭就是看到小马去世了，小马家里只有他儿子一个男劳力，就敢欺负他，待麻子去世他的孀妻还在的情况下，赶走他的孀妻（那个四川婆婆），从而霸占他的房产。门子里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对小搭如此欺人太甚的行为激愤，不过也只是背后发发牢骚，家族里没有人愿意伸头“管闲事”。

人际关联的松散化和村庄共同体的日趋瓦解，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边缘人的崛起和乡村正义危机。一旦抬棺的市场化兴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度就会进一步降低，村社共同体的公共性就会不断弱化，从而就会逐渐丧失内生的治理边缘人的手段和能力。小搭有一儿一女，女儿出嫁和儿子结婚都没有在家里办婚礼，只是在集镇餐馆上象征性地请了两桌客，当时他尚未和我家闹矛盾，全村去吃酒的也就我父亲和二伯。后来小搭的媳妇在我家里向我母亲抱怨，谩骂小马的媳妇（小搭的媳妇和小马的媳妇属于妯娌），我母亲不让她骂，她就开始对我母亲不满，此后和我家也发生了矛盾，不再往来。一个门子里，没有一户和其家来往，而且她和娘家父母也断绝了往来，这种社会性死亡，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现在却可以横行乡里。

四、派性斗争与村庄政治

我们村分为三大门头，其中一个门头较小，且没有能代表本门头的精英人物，因此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就没有话语权，无足轻重。张建国担任村书记（1992年至2002年）时，我们村是比较团结的，但由于他在做村务工作时不注意方法，经常骂人，而他在村庄中辈分又较低，由此就得罪了很多人。另外一大门的人通过私下协商公推门子里的张立富带头到北京上访告状，先后三次到国家信访局告状，终于把张建国告下台，并被开除党籍。此后张立富就担任村书记（2002年至2012年），曾经参与起事的小牙本想捞个副职，最后啥也没当上，加上他上台后对村庄没有啥贡献，还被村民视为专门“整治”自己门子里的人。2012年因为他在医院将人打成重伤，而被判刑2年半，并被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