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颇不宁静，一众年轻的香港政客，以及致力成为政客的所谓“素人”，乘着“分离主义（‘港独’）”的春风“自决”成长，他们以“香港民族党”、“香港众志党”、“选举联盟”、“香港列阵”等名堂，短短一个月时间，就在政治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笔者此文希望探讨的问题就是：主张“自决”、“港独”的政党急于与中国内地切割，是政治目的还是商业手段，抑或是不同利益集团在上述两个层面分别操作的结果？我们不能忽略其中的多向度。另外，如果香港青年最根本的出路在于谋求自身发展，在经济上获得改善，那么，青年投入政党、政治活动的程度为何，是否带来经济收益？

在笔者看来，当年轻人的生存问题遭遇利益集团的政治野心时，政党/政客/外部势力以“分离”为目的的指引和推波助澜，就会与年轻人寻找赚钱的手段相辅相成，彼此强化，产生难以评估的后果。这也是笔者一直认为“港独”较“台独”而言，存在更高不确定性的原因——“台独”有理论框架和行动模式可循，但“港独”没有，理论不健全，行动模式难以预估，不等于不能搅乱一江春水。

如果说，“互联网+”自2012年起在内地掀起了年轻一代的创业狂潮，并在这两年达到顶峰，那么几乎是同时，“独立+”的香港模式，比如“独立+本土”、“独立+电影”、“独立+传统政党”等，在2012年9月爆发的“反国民教育科”运动后迅速发展，并在“雨伞革命”（“占领中环”）运动下，催生出越来越多以争取“独立”为纲领的商业政团，尽管讽刺，但这正是香港青年人“创业”的方向之一。

我们先来看黄之锋，他是靠“独立+”迅速冒起，并且获得最多国际关注与光环的香港90后政客代表。他2014年10月登上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2015年美国《财富》杂志更奉其为全球排名第10位的“伟大领袖”。而在刚过去的4月中旬，黄之锋赴美国、加拿大，先后在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法律研究中心、纽约大学的亚美法研究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史丹福大学及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等演讲，分享香港所谓“自决运动”的经验，并与中国问题的政治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法律系教授Benjamin Liebman谈笑风生。

黄之锋登上《时代》封面

无疑，黄之锋靠搞政治迅速冒起，如此懂得走捷径的他被香港网民揶揄“比大学校长更风光”，打趣说他“几时来中大港大讲学？也对其担任秘书长的“香港众志”（众志党）嘲讽不断。他及其“学民思潮”团队，作为首个高调介入社运的未成年学生团体，他们依靠“独立+社运”的模式，在“雨伞运动”一役中赚得第一桶金；未来，如笔者在上文所讲，他及其众志党团队，将靠“独立+众包”的形式寻求转型，众志党也是香港首个尝试以模式发展的政党。

另一位主张本土独立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在团队的协力合作下，于2月28日新界东补选一役获得6万多票，从此高调进入公众视野。将出选9月份新一届立法会选举的梁，一旦当选，将成为月薪逾9万港币的高收入阶层。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大学生毕业后，起薪只有1万多，梁天琦的致富之路是他们可望不可及的未来。

而今年3月9日，梁天琦与党友黄台仰被爆出与美国领事馆两位官员私下见面。近期，有传媒爆出密谈内容，显示其中一位男性官员要求梁天琦等日后事先向美国领事馆报告类似“旺角事件”（即大年初一凌晨的旺角暴乱），方便美国政府及时了解并引导事态发展。该名官员还提出，美国政府可以考虑通过NED（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对“本土民主前线”给予资金援助。

梁天琦及“本土民主前线”推行的“独立+本土”模式在补选中大获成功，在零售业不景气、旅游业不景气、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今天，这种模式成了部分年轻人的憧憬，以为从政是一条“上岸”的新途径，特别是在经历了“雨伞革命”和立法会否决政改方案的“后政改”时期，只要能乘着“分离主义”的东风，就有机会在大时代中分一杯羹。

4月21日，传统反对阵营的中青年力量发表《香港前途决议文》，联署人共32名，大部分来自公民党、民主党、民协、学者等。该决议文与公民党3月中创党十周年时提出的“本土、自主、多元”异曲同工，延续了公民党十周年宣言与“建设民主中国”切割的纲领，并进而提出四点主张，即（1）香港我城，自治传承；（2）香港人民，内部自決；（3）主体意识，核心价值；（4）多元争取，政治革新。

“我城、香港人、内部、自决、主体、革新”，基本讲出决议文的全部，说到底还是与内地那个中国划清界线，但香港人的主体意识究竟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至关重要，若连身份认同的内容也搞不清楚，如何分辨面目模糊的群众？而这决不是简单用“内部”便能蒙混过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