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方面是“前后关系”，即回顾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每开一次峰会，都应鉴往知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上合组织在发展中既积累了宝贵经验，也留下了需要反思的教训。

在2018年青岛峰会上，总书记明确指出，上合组织实现了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探索出了区域合作的新模式。至于这个“区域合作模式”是什么？其特征在哪里？与欧盟、东盟相比有何异同？这些都是学术界应重点回答的问题。

过去学术界在研究区域一体化时往往以东盟、欧盟为样板，提出类似“东盟方式/东盟模式”或者“欧盟方式/欧盟模式”之类的术语对其特点进行总结。2018年至今也已七年，现在我们也可以针对上合组织的区域一体化模式，结合二十余年发展历程加以提炼总结，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可操作、可达成共识的学术概念——例如“上合方式/上合模式”，并系统阐释其内涵与欧盟、东盟的异同，这一议题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回顾历史、面向未来，我们可以认为，上合组织之所以能走到今天，也与其坚持不干预成员国内政、持续推进文明互鉴工作、依托中国经济实力促进成员国经济发展并提供公共产品等做法密切相关。若上合组织照搬欧盟式的“超国家治理”路径，对成员国进行硬约束，反而可能陷入新的困境。

在欧盟的压力下，去年12月，罗马尼亚最高院宣布第一轮总统选无效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上合组织在发展中遭遇过挫折，也与上合组织规范有一定关系。由于奉行“全体一致”投票，只要有一成员国不同意，部分重大议题便难以通过。对此，学术界也讨论过上合组织是否需要调整决策模式，但这样的修改在短期内操作难度很大。

在学术层面，学者们可以建议针对不同议题采用不同决策方式，还可以持续研究各类决策模式的特点，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何种模式更契合上合组织的治理需要。至于相关建议是否能落实到机制调整和具体治理实践，我认为上合组织的改革在未形成广泛共识前不必贸然推进。

外部因素及域外大国的介入与压力，在历史上与上合组织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确有直接或间接影响，比如“9·11”事件后，美国介入中亚事务，直接影响了成员国参与上合组织的热情；这与上合组织偏“软约束”的特性也有密切关系。

在诸多议题上，上合组织原则上采取不干预立场。这一立场在成员国需要援助时，可能削弱其对上合组织的信心。但若修改“不干预”原则，又可能对成员国内政造成影响。有学者提出上合组织可否采取“建设性介入/建设性干预”的立场。这一立场可作为学术议题加以讨论；然而从行动层面看，该立场利弊并存。如何权衡、是否需要改变，值得研究，但最终这个立场是否会被采用，仍是政治决断，而非单纯学术问题。

从实践角度，可以看到“上合自由贸易区”“上合开发银行”等倡议的推进，与中国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上合组织中的整体实力密切相关。这也导致部分成员国一方面希望获得中国支持，另一方面又对中国心存忌惮。这类心理相对普遍。如何化解难题，事关国际交往与中国整体外交布局，是上合组织发展中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

以上就是我从“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四个方面对上合组织的发展作的简要回顾。

最后我想做一个简短的结语，要推动上合组织实现更好地发展，必须在全面回顾其历程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方能对症下药、提升行动效率。就个人观点而言，上合组织的比较优势在安全领域；在经济层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C5+1”等机制，推进中国与上合组织及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所以安全合作更像是上合组织的“生命线”，无论上合组织如何演变，都必须把安全合作的功能发挥好。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还可在学术层面展开若干议题。例如，上合组织是否构成一种独特的地区合作模式？若是，其特点为何？与其他地区合作模式之间有何异同？

另外，我们还可以研究，上合组织的主要发展动力来自何处？当前关于上合组织的政策研究不少，但“学理化”研究仍有待加强。与东盟、欧盟研究相比，上合组织相关学理性成果与其在我国外交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尚不相称。

我们还可进一步将上合组织置于国际组织研究的视野之下，兼顾其独特性与普遍性。当然，我认为，对上合组织来说，更重要的是研究其普遍性，不要把上合组织“特殊化”，毕竟它终究只是众多国际组织之一。

上合组织在我国外交中重要性极高

同时，还需探讨上合组织在何种方面实现了理论层面的创新。关于上合组织在实践层面的研究已相对丰富，下一步我们应该如何在理论层面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与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视野，提升学理深度，并更有效地推进“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学理化工作。

关于“命运共同体”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但整体带有较强的规范性取向——普遍强调其“好”“应当如此”。这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学界对于“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不应仅止于价值宣示。

“共同体”在社会学、哲学等领域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现在我们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学界应该由此进一步追问：我们提出的一系列“命运共同体”概念之间究竟彼此如何关联？具体到“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概念，它究竟是愿景，还是一个目标？若是目标，应经历哪些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如何实现？这一系列问题亟待解答。

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参考或借鉴亚历山大·温特于2003年在《欧洲国际关系杂志》发布的一篇文章《世界国家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Why a World State is Inevitable: Teleology and the Logic of Anarchy”）》。在文中，他将国际秩序的演进刻画为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世界社会-集体安全-世界国家”的递进过程。他认为，实现“世界国家”的动力既来自自上而下建设秩序的需求，又来自自下而上的“为承认而斗争”的需求。

无论如何，温特至少将“世界国家”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学理命题提出并进行研究，这个案例对我国学术研究的启示在于：若将“命运共同体”视为一个目标，我们应明确其阶段划分与动力机制，并将之作为学理命题展开系统研究。所以我特别期待更多年轻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取得切实的学理化成果。

以上为简要汇报，时间与水平所限，难免粗略，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