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上合组织的对外关系同样需要审慎把握。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就长期面临外界质疑。上合组织一直把中亚作为核心区，而中亚又是域外大国积极参与与介入的地区，长期以来，上合组织不可避免地承受域外大国的压力。

典型如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颜色革命”和同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发生安集延事件。同年7月，上合组织召开峰会并发表《阿斯塔纳宣言》，强调在成员国境内不允许存在域外驻军；如确有驻军，须有效维护成员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此举影响深远，也被一些西方舆论当作上合组织“反西方”的证据。但上合组织明确表示：其为开放性国际组织，不针对第三方。客观而言，因上合组织主要活动场域在欧亚地区，在处理中亚事务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大国出现利益分歧。如何正面应对域外压力，是上合组织发展中的一道必答题。

再者，美国介入中亚后对中亚国家施加了较大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凸显了上合组织维护成员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必要性，并为上合组织提供了治理抓手。

考虑到中国影响力已经外溢到更广阔的“大周边”，并波及整个亚欧大陆；以及上合组织成员也都是亚欧大陆国家。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上合组织是否需要继续扩员、扩员方向何在、候选成员国有哪些？这些问题均需谨慎处理，一旦处理不当，上合组织凝聚力可能下降。

内外问题不仅关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安全压力”与“大国压力”，也涉及上合组织的区域定位与功能定位。鉴于亚欧大陆地理跨度极广，未来扩员方向也可能成为今年上合峰会讨论的议题之一。

第二个关系是“大小关系”。这主要涉及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观察员国与对话伙伴国之间在国家实力上的强弱差异。大小关系的平衡不是上合组织独有的难题，几乎所有国际组织都需要处理“大国—小国关系”。回顾上合组织发展史可以看到，上合组织任何重大决定基本都以成员国一致同意为前提。

伊朗直到2023年才加入上合

例如，伊朗早已提出加入上合组织申请，但其申请一度因与塔吉克斯坦关系欠佳而遭后者反对。在这一问题上，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也必须尊重塔吉克斯坦的意愿。从这个角度看，小国在上合组织中的决策权与影响力与大国相当。

但在现实层面，国家实力确有高下之分。以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例，持续性与规模和国家实力高度相关。就上合组织内部而言，中小国家普遍期待中国、俄罗斯在安全、经济、社会等领域提供公共产品，这也是一种相对自然的功能分工。与此同时，印度、伊朗这些国家有一定的大国诉求。所以在议程设置与重大议题处理中兼顾这些大国诉求，是上合组织必须关注的问题；一旦处理不当，也会影响上合组织的团结与行动力。

从小国的角度看，以中亚国家为例，我们常用“新大国博弈”这一术语来描述地区内外大国的竞争格局。在这种叙事中，小国容易被视为“大国争夺下的棋子”。但回顾中亚国家三十余年的国家建构与外交历程，可以看到其高度的能动性。

上合组织奉行“全体一致”的决策方式，也决定了小国可以通过抱团投票的方式，直接影响上合组织议程。所以在上合组织中，小国即便实力相对较弱，依旧可以选择对大国有所期待；或者使用它们的投票权改变议程。

所以如何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处理好大小矛盾，确保小国在参与上合组织的过程中切实受益、从而持续支持上合组织发展，也是上合组织必须把握的关键。

随着上合组织扩员，另一些问题是，如何在结构与实践上继续把中亚作为上合组织的“核心区”？在议程设置与重大合作项目上如何照顾其利益，如何体现中亚作为“核心区”理念？若上合组织功能范围进一步外扩，是否会削弱对中亚地位的重视？这些都是中亚国家特别在意，也是我们观察上合组织发展过程中必须留意的要点。

第三个关系就是“左右关系”，这个问题实质上关乎上合组织的功能定位。从学术角度看，欧亚地区的国际组织分布存在显著的“机制拥堵和制度冗余”。简单来说，该地区国际组织过多，致使定位模糊。比如在安全领域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北约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在经济领域有欧亚经济联盟；在文化社会领域有突厥语国家组织。此外还有中亚“C5+1”机制，其中C5指中亚五国，“+1”为某一大国或国际组织，如欧盟。这些都反映了主导国家的意志与政策导向。

我军参与和平使命军演 中国空军网

多重组织叠床架屋，这考验着相关组织者如何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促使成员国积极参与上合组织事务，并形成更高的制度认同。从研究视角上，我们需要厘清的是：上合组织的发展历程与比较优势、主导国在公共产品供给模式上的意图，各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度，以及提升制度认同的路径。

就驱动模式而言，上合组织曾是“两轮驱动”（安全+经济），在经济领域，我国提出过“上合自由贸易区”“上合开发银行”等倡议，对此尤为重视，但其他成员国态度未必同等积极。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述两项再次被提及，峰会是否会作出积极回应并推动其落实、取得实质性进展，值得关注。安全领域历来是上合组织的比较优势：上合组织早期即为解决边界问题、增强中国与中亚邻国的互信而创设。

此后，上合组织增设了“人文交流”和“对外交往”，形成“四轮驱动”的模式。如今，上合组织已成为综合性国际组织。综合性国际组织有其好处，但上合组织如何在专门安全组织（如集安组织）与专门经济组织（如欧亚经济联盟）并存的格局下，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仍有待进一步回答。

这部分讨论的是上合组织的功能发挥及未来合作重点。以中国参与中亚事务为例，既有“C5+1”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也有上合组织，以及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倡议。如何统筹处理这些机制与倡议之间的关系，如何深入挖掘不同机制、倡议和组织的潜力，实现分工协作与协同发力，是学术界需要持续思考的问题。

中国在参与中亚事务过程中也形成了多元机制布局，这也是一个“左右关系”的议题，不仅关乎欧亚地区本身，也关系到中国整体的欧亚外交布局。相关问题需要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持续研究并妥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