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法打工，那就只好……

1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6640元）的补助不算多，不过省吃俭用也足够一个人在东京应付一个月的房租水电。

感谢皮尤调查中心和加州民主党议员凯蒂•波特，现在不少人都知道有40%的美国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紧急支出了。但是日本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贫困却在国内少有人知。

在这个被移民自媒体包装为“人情社会”的地方，年轻人甚至是未成年人以打零工勉强维生早已成为常态。疫情造成消费服务行业的萧条。一些人不得不冒着“浓厚接触”的风险继续去打工，而另一些实在无工可打的女性，就从事起了另一种日本特色的“服务业”。

位于神户市北区的全年无休24小时孕产求助热线“小小的生命之门”是由当地一家妇产医院“玛娜助产院”运营的公益热线。据该热线反映称，自从2月末学校停课开始，拨打电话或者发邮件前来求助的十多岁怀孕少女就陡然增加。问起具体的情形，则常有“对方是年纪比我大的人”，“是第一次见面，后面就联络不上了”等。

Livedoor报道截图

显而易见，这些意外怀孕的少女是从事“パパ（爸爸）活”——“找干爹”去了，求助热线的助产士就此表示“因为疫情原因，打零工的机会没有了，因此去找干爹和从事援交的少女为数不少。”

在这次疫情之前，笔者依然怀揣着对日本援交少女们的固有印象，觉得她们是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社会意识的遗留产物，因为由奢入俭难的无奈才自甘堕落的——然而这种平成观念实在跟不上令和年代的社会现实。

“终身雇佣”和“家庭主妇”的概念已经成为遥远的神话。如果父亲是非正式雇佣社员（目前这种员工占日本全部受雇劳动力的近40%），一个月到手可能只有20万日元，母亲打零工，一个月到手7万日元，那高中生打打零工一个月也有7、8万日元，甚至可能成为超过母亲的“家庭主要收入来源”。

而另一方面，对于初入社会的高中毕业生和从小地方来到大城市上大学的独居女性，光是房租饭钱水电煤气等必需开支就高达8万日元，打工收入处在勉强够用的危险边缘。有一位名叫坂爪真吾的作者写了一本《パパ活の社会学》（干爹社会学）分析这种情况称：不论是受到五光十色的都市消费诱惑，还是意外支出和大学学费的压迫，“援交”或者“找干爹”都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必然选择。而目前在网络上，“找干爹”教程随处可见，更显现出这种现象的泛滥。

在网络普及的日本，女性免费而男性收费的专用约会媒体曾经是“援交”事业的重要媒介。而现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凭借其更高的普及度和更低的准入门槛，成为特殊零工新的温床。

根据日本警察厅公开的一份调查资料中，可以明显看到自从平成20年（2008）年至平成29年（2017年），社交媒体引发的未成年人色情（児童ポルノ）及未成年人卖春（児童買春）案件稳定上升，受其影响，社交媒体引发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件数也水涨船，相较之下，专用约会媒体则“风光”不再了。

截图自日本警察厅公开发表的统计资料《截止平成29年社交媒体等引发的未成年人受害事件现状与对策》（2018年4月26日公布）

当然，在疫情之下，援助交际和其他交际一样，也都面临着“自肃”的压力，一方面，是“找干爹”的女性受到外出限制，与干爹被迫变成长期同居，造成意外怀孕增加。另一方面，则是“援交”女性为了避免“浓厚接触”，转而采取“线上援交”模式。据东sport网站4月10日的报道，不少中年男性都通过社交媒体收到了不认识的少女的联络，劈头就是：

“有点唐突，但你想买我的自X录像吗？”

报道称，以往无缘“援交”的男性都收到了这样的毛遂自荐，足见如今的援交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状况。不过这种无接触的援交到底是不是真的由少女发出的，也是让许多男性心存疑虑。

《citrus》里的水泽茉莉就是利用“线上援交”进行欺诈的惯犯，她自己虽然是货真价实的美少女，但贩卖的录像实际上都是从小电影里截出来的

对抗疫情的紧急状态无意中暴露了一个有点难堪的事实：日本的大多数年轻人和他们出身的普通家庭本来就已经在窘迫的“紧急状态”下运行。这一“急上加急”实在令他们不堪重负。日本引以为豪的社会保障安全体系对他们基本上是忽视的，理论上年轻不怕病毒的他们却意外地成为了疫情中的弱势群体。笔者倒是对他们沦落到这种经济困境的缘故有所了解，不过要说起来就话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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