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韦伯曾经说过，法律的法典化降低法官尊严。因为法律的形式化、理性化，会让法官变得越来越不自由。 像机器一样工作，在某些人看来这可能意味着严谨和高效，但对一个法官来说，如果把他比作机器人，这却很有可能是一种侮辱。同案同判是我国司法系统大力宣扬的一项司法政策，似乎这也几乎是法学界一致认可的共识。不过我们也不应忽略，韦伯自己并非一味地宣扬他所谓的“形式理性法”，相反他对此还怀有不少疑虑。法律制度的理性化程度越高，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法官的自由程度越小。在具体历史阶段，这种趋势或许是进步的。但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角度看，难道说法律制度的未来，就必然要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到极致？

电影《马背上的法庭》剧照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被要求尽量做到同案同判，而且司法体制一直被诟病为“行政化”。但是，因为我国是个大国，区域差异、城乡差异极大，所以具体到法官从事裁判工作时，很难做到全国范围内的同案同判。 虽然最高法院颁布了大量司法解释以及指导案例，在实际效果上也无法统一全国范围的司法裁判尺度。而人工智能技术进入法院，无论它是弱是强，只要它能在全国范围内按照统一标准铺开，那么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限缩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因为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统会按照统一的规格，让整个诉讼流程中的信息（包括法律规范和案件事实）都更加标准化，不会在留给法官多少自由解释发挥的余地；另一方面，法官的每一步操作都有机器人相伴，因此实际上处于被严格监控中，甚至可能连一个多余的空格或者标点符号都打不出来。因此即便今天的机器人法官可以被定性为法官助手，但它其实还起到了监督者的作用。可能随着它的介入程度不断加深，被辅助的法官会逐渐觉察出，自己反倒更像是机器人的助手。

今天依然有不少人认为，即便人工智能会削减一定数量的司法行政人员甚至司法裁判人员，但要说机器人完全替代人类那还为时尚早。 毕竟今天的法律规范，还是用人类语言或者自然语言来书写的，其中许多价值判断内容，如前所述，都是机器人无法“理解”的。因此，只要人工智能技术尚未发展到可以掌握自然语言以及价值判断的程度，那么人类法官也就不可能被机器人彻底淘汰。而问题恰恰也就在于，无论自然语言还是价值判断，都是今天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不断进攻的壁垒。今天我们对于司法自由裁量权的信心，不过是建立在人工智能技术尚不“发达”的前提之上。也许库兹韦尔的“奇点”永远都不会到来，但技术总是在一天天进步的，一些微妙和微小的变化，或许已经正在发生。

且不论机器人技术或者人工智能技术，更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技术，就已经对既有司法制度包括不少人的司法理念产生了影响。例如已故上海法官就提出了“法院的可视化管理”概念，主张搭乘信息化的东风，促成法院内部事务在管理学意义上的可视化。通过信息技术，所有法律工作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能够全面地展现在管理者眼前；不同工作、事项、人员之前的关系都是可控的，特别是矛盾和问题，都能够被及时发现和处理。更重要的是，对法院内部事务的管理，势必会对法官的司法裁判产生直接的影响甚至干预作用。譬如说，对法官的绩效考核涉及到法官判案的审理时间、结案率、上诉率、判决书信息输入错误率、请示案件数等等，基本上涵盖到法官从事审判活动的每一个步骤。也许法官的审判思维和判断过程永远都是个人的和私密的，但是只要付诸于文字，付诸于行动，法官的一举一动都将处于可视化管理之中。 如果这套可视化管理系统是智能化的，那么我们也就不必把机器人法官想象成人类法官的替代品，而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司法管理者。

电影《2001太空漫游》海报

因为更为关键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机器人法官与人类法官之间的竞争，而在于究竟由谁来设计和控制人工智能技术。如果未来的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识别自然语言以及能够进行价值判断，且不论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甚至超越人类，那么此时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类是否还能保持对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自由裁量权”。就像在科幻作品中，例如《2001太空漫游》或者《黑客帝国》，机器人已经发展到我们所谓的超人工智能水平，人类反倒被机器人控制和奴役。而这也是科幻作家最为津津乐道的主题。但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许更多属于科幻的问题意识，对我们法律人来说过于超前了。而根据某些哲学、宗教立场，在人机关系问题上，机器人永远都不可能拥有人类的“智慧”或者“灵魂”。至少就目前而言，更值得我们关注有的问题，可能还不是人机关系，而依然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机器人技术对司法带来的变化，以及即将带来的变化，首当其冲针对的就是司法工作人员。而对法官这一群体来说，在最终失去饭碗之前，最大的变化就是司法裁判过程将会受到更多的监控与制约。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肯定会有不同的观点。总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里，在这个环境下有基本的秩序或者规则，但具体内容以及实现方式可以有多种选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也会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秩序井然的“法治国”（Rechtsstaat）中，事无巨细都被既定规则考虑到了，凡事都有规可循，人们也无需从事有风险的选择。对待法院工作特别是司法裁判也是如此。有的法官希望自由裁量权越小越好，从而规避自己的职业风险；但也有的法官会愿意享有更多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每天都可以进行新的尝试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