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形势

过去30余年，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相适应，政府的工作重心，集中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招商引资”和“放开搞活”。这是因为资本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极度稀缺。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通过引入外资、技术，中国工业发展有了新的条件；另一方面，通过“放开搞活”，原有的工业积累得以货币化、市场化，进而激发了社会流动性，中国的温饱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到了今天，中国国内的资本积累已经有了较为庞大的规模，与此同时，在引进国外技术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先进技术往往是无法靠直接购买可以获得的，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实现技术突破。

目前，中国的发展在经济上的主要任务已经从“招商引资”和“放开搞活”转向推动工业体系“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此种基本任务的转向，对中国的政治体系、官僚体制而言，无异于提出了一项全新的命题。

首先，在经济上，“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对政府和官僚体系提出了极其复杂的要求。与过去简单明了的“招商引资”任务不同，工业系统的转型升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以企业为主的多元主体的协调互助。因此，政府和官僚系统需要重新定义自身行动的边界和原则，需要探索社会化地参与工业化进程的方法和技艺，既不能揠苗助长，也不能无所作为；政府和官僚系统需要在更复杂的背景下探索与市场机制配合的方式。这对政府和官僚机构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世界正在发生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代表了管理技术、生产分配模式的深度变革，这些复杂的信息处理技术、管理体系、运营结构本身也在改造着社会组织形态，对政府和官僚机器原本的资源汲取和整合能力提出了挑战。例如，欧美的互联网产业的服务外包趋势，使得政府对社会资源分配的监控能力下降，导致国家对自身产业的空心化缺乏应对手段。与此同时，金融力量也正在重塑着产业结构和生产体系，面对以金融资本为中心的生产组织模式，政府和官僚机构需要深刻理解金融资本的运行逻辑，探索和建立引领金融资本的领导能力。

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涌入公务员队伍  图片来源：中新网

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出现过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的国家从工业化的中低端走向中高端的先例，没有出现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相对平稳地过渡到市场经济并能持续发展的先例，没有出现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领导组织引领、调动社会经济力量进行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先例。对于政府和官僚机构而言，接下来所要面临的挑战，既没有现成的西方经验、西方理论可以进行援引和参照，也无法仅仅依靠中国过去的经验进行推理和类比。

其次，在社会领域，中国政府和官僚机构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人们的权利诉求日益高涨，这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课题。对于一个具有数千年农耕文化历史的古老文明的中国而言，我们的官僚体系被烙下农业文明、农业社会的深刻烙印，习惯以管制的思路对待民众，习惯于日常性的维持工作，缺乏应对高速变动社会的治理经验。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和官僚机构的工作重心长期倾向于经济发展领域，对社会问题多以维稳和放手等方式加以处理，而今天则进入到必须靠主动引导和纾解矛盾的治理阶段，它要求整个官僚体系在行动逻辑、工作思路、人才储备、知识储备方面，都要作出深刻调整，而这无疑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时代新命题。它不仅是技术创新问题，同时也是生产组织模式、企业组织形态、社会运行模式、政府行动逻辑的变革历程，它不能仅仅期待市场的自动自发，而是要创生主动性的引导能力和规划能力，其核心就是组织生产和治理社会的能力建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最终能否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能否形成良性经济的发展模式，能否塑造出社会、政治运行的较为理想的形态，考验着当代中国的执政党。

新结语：在新时代探索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目前的中国，在内外经济政治环境、社会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新局面，面临新挑战，所有这些新挑战，都需要国家的组织核心在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的条件下来加以解决。因此，新周期问题的根本挑战，是我们能否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顺利实现工业化、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等各个方面的转型升级。从这个角度来说，当下的时代命题，虽然是建立在前两个30年发展的基础之上，但与二者相比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将进入新的阶段：前30年，我们在与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下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奠定了工业化基础，使得自身有了不被世界政经结构中的强力主体支配的独立空间；后30年，我们则是依靠改革开放，进一步激活和发展自身内部积累的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源，使得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得到了壮大；未来30年，面对着中国人民、中国社会和中国各类经济主体对更好生活、更高目标、更大市场等的不断升级的期待，我们必须发展出更为强大的主体性，也必须发展出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方式。在争取社会分化相对可控的同时，使得社会生产力进入中高端水平。这样一个转型升级的过程，将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重新书写。

从这个意义上说，“转型升级”意味着两个层次的艰巨挑战。

首先，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新能力提出挑战。作为中国的各项事业的组织核心，在主动引导中国发展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无可取代。“与时俱进”是党的行动特征，过去，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改革党的转换，今天的命题则是，其能否从改革党转化为创新党？在创新驱动的格局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和生产力发展当中最活跃的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能否引导中国的社会经济力量，形成自己的技术优势，形成自己的制度优势？能否形成全球化条件下组织效率更高的大生产的优势？所有的这些问题，关系到党的先进性——对先进生产力的引导能力建设问题。

其次，这也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传承与发展提出挑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公平公正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大发展。没有生产力大发展的公平，与没有公平的生产力发展，都无法持续，都使得社会主义无法体现其优越性。在新的国内外政经格局、新的技术和新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能否探索出一套可行的治理方法，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保证公正公平的原则得以体现？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走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另一种可能性——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方案。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观察者网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