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格曼（Martin Bangemann）在接替根舍出任自民党主席后，该党在联邦政府中的政治重心由外交部逐渐转向经济领域。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开始关注并访问中国的班格曼，在担任联邦经济部长以及后来出任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工业政策、信息技术和电信事务的委员期间，一直倡导开放贸易与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德中经济关系的深化。

在他的推动和参与下，《中德投资保护协定》得以落实，为德国企业在华投资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也为两国经贸关系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制度性基础。

1982年，根舍与兰布斯多夫率领自民党与联合执政伙伴社民党决裂后在党代会上 picture-alliance/dpa

他的继任者兰布斯多夫（Otto Graf Lambsdorff）延续了自民党在对华问题上的务实取向，强调中国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机遇。他较早便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以及其推进工业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主张德国应以冷静和现实的态度看待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而不是简单地将其视为一种“威胁”。

此后，自民党主席金克尔（Klaus Kinkel）重新执掌联邦外交部，并继续沿着该党的务实外交路线前行。他主张通过对话而非对抗处理国际关系，并支持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在谈及对华政策时，他曾留下过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表述：“我总不能老是挥动人权小旗站在沙丘上吧。”（Ich kann nicht ständig mit dem Menschenrechtsfähnchen auf der Düne stehen）

这句话形象地表达了他对单一“道义姿态外交”的批评，也体现了自民党长期以来在对华问题上所强调的现实主义取向——即在坚持价值观的同时，更注重通过接触、合作与对话来推动关系发展。

党内杂音的出现：内政变化的结果

如果说战后西德外交从“哈尔斯坦主义”转向“新东方政策”，主要是顺应国际关系缓和的大势，那么自民党对华政策从长期强调“务实合作”逐渐转向更多诉诸“价值观”，则与德国内政格局中出现的新变化密切相关。

德国统一前，联邦政府基本上一直在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Union）与社会民主党之间轮流执政。自民党虽然规模不大，但其政治地位却十分特殊——关键在于它在中间位置“左右逢源”。某种意义上说，哪一方能够入主总理府，往往取决于自民党最终选择与谁联合执政，因此它常被称为能“一两拨千斤”的“造王党”。

然而，随着绿党的崛起，这一格局逐渐发生变化。两大党在组阁时不再完全依赖自民党，因为绿党的壮大为联合政府提供了新的选择。对于自民党而言，这无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过去那个在政治舞台上备受追捧的“大小姐”，如今也不得不学会主动争取选民支持。这正是金克尔担任科尔政府最后一任外长时期，自民党所面临的现实处境。

为了不被绿党这波后浪拍死在沙滩上，自民党开始在部分议题上向绿党的选民群体靠拢。彼时的金克尔虽然依旧站在“务实的沙丘”上，但手已开始颤颤巍巍、遮遮掩掩地摇晃起“人权小旗”了。在对华问题上，他开始触碰人权话题，还提出对台出售潜艇的计划。

1998年，“红绿联盟”政府上台执政，自民党转入反对党席位。施罗德与费舍尔领导的新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总体延续了务实路线，而在野的自民党则在新任主席格哈特（Wolfgang Gerhardt）的带领下，开始积极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在议会政治的逻辑下，其立场往往呈现出“政府支持的，我们就加以质疑”的对抗姿态，这也是多数反对党在政治运作中的常见策略。

自民党三代领导人同框：根舍（右）、格哈特（中）、金克尔（左）

在德国公众中承认度并不算高、但在自民党内部颇具声望的格哈特，早在担任党主席期间便多次表示，他很早就意识到对华政策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一个能够带来巨大经济收益的重要贸易伙伴，同时在制度层面也构成一种“系统性竞争者”。他指出，德国不能仅仅把中国视为出口市场，还必须正视双方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与竞争。2000年，他在联邦议会提出倡议，呼吁更加认真地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从这一角度看，后来在欧洲政治话语中广泛流行的“制度性竞争”或“价值观外交”并非突然出现。正如“基于价值观的外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追溯到默克尔执政初期的政策取向一样，将中国界定为“制度性对手”的表述也并非始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或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事实上，这一思路在更早时期便已出现在德国政界的讨论之中，其中就包括在中国公众中“名不见经传”的自民党前主席格哈特。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时曾多次提到这样一句话：在两国建交后的最初十年里，德国国内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很大，但在对华政策上却几乎没有争议。言外之意是，在当时的历史阶段，德国朝野普遍支持积极发展与北京的关系，并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深化。

2002年夏，韦斯特韦勒带着本党的传统色（黄色上衣黄色车）奔波在竞选途中。

默克尔首次成功连任后，放弃了此前与社民党的“大联合政府”，自民党再次回到联邦权力核心。党魁韦斯特韦勒（Guido Westerwelle）出任默克尔第二届内阁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当时国内政治格局和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双重现实的推动下，韦斯特韦勒尝试在经济利益与人权价值之间寻求某种平衡。

德国外交部官方网站至今仍保留着他在15年前（2011年6月28日）接受德国电台（Deutschlandfunk）采访的全文，其中几个节段生动反映了他本人以及德国政府对华立场的核心认知：

关于经济合作与依赖问题：

记者问：“与中国的过度合作是否会造成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韦斯特韦勒回答道：“我认为，这种担忧本身是不恰当的。背后存在一种零和思维——即如果中国变得更强大，其他国家就必然会变得更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全球发展并非零和博弈。”

关于人权与长期发展：

谈及人权议题时，他表示：“在讨论发展，尤其是内部发展时，我们不应仅关注当前一年，而应放眼长期演变。许多人往往忘记，中国共产党作出全面开放决策至今也不过三十多年。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自身建立起现代西方制度也并非一蹴而就……德国外交政策自然以国家利益为导向，我们清楚自身的经济机遇；但同时，它也必须以价值观为导向。”

2011年，由于自民党在若干州的选举中表现不佳，韦斯特韦勒迫于党内压力，放弃了党魁连任，其职务由菲利普·罗斯勒（Philipp Rösler）接任。罗斯勒拥有百分之百的德国姓氏，却有着一副东方面貌：他出生于越南，父母在越战中双亡，随后被一对德国夫妇收养。罗斯勒担任党魁仅两年便卸任，一位自民党地方大员曾表达了以下疑虑：“我倒想知道，我们的社会是否已经足够开放，能够长期接受一位长相带有亚洲特征的副总理。”

2011年，意气风发的韦斯特韦勒（右）与罗斯勒（左），两人同为默克尔内阁成员。

在罗斯勒任期内，自民党对中国的政策延续了既定方针，真正引发舆论关注的，是他卸任后曾加入海航集团，领导其旗下的慈航基金两年。

2013年大选，自民党遭遇“滑铁卢”：不仅退出联邦政府，甚至未能进入联邦议会。对一个在德国历史上长期参与执政的政党而言，可谓“灭顶之灾”。四年后，年轻有为的“政坛帅哥”林德讷（Christian Lindner）带领自民党从政治荒野中杀回柏林，以10.7%的高票率重返联邦议会。

在组阁谈判中，默克尔曾尝试组建由联盟党、自民党和绿党组成的“黑黄绿”联合政府，即俗称的“牙买加联盟”（Jamaika-Koalition）。然而，由于自民党与绿党在关键政策领域互不让步，党内威望正盛的林德讷感到默克尔在谈判中对得票率略低于自己的绿党存在偏向，于是果断退出谈判桌。事后他向媒体解释理由，铿锵有力地说道：“与其执政不当，不如不去执政。”（Es ist besser, nicht zu regieren, als falsch zu regieren.）

一张自拍泯恩仇？2021年9月，（从左至右）自民党总干事魏辛、绿党党魁贝尔波克、自民党主席林德纳、绿党主席哈贝克密商组阁事宜。

自民党为本党主席的清高之举付出了在野四年的代价，党内抱怨声四起，林德讷的个人威信也因此略有受损。2021年，自民党再度凯旋，以11.4%的得票率重新进入议会，比上届提高了0.7个百分点，但仍被绿党以约3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越。这一次，林德讷吸取了此前的教训（也是因为缺乏谈判筹码），积极主动参与组阁谈判，并最终与社民党和绿党组成了“交通灯联盟”（Ampelkoalition），出任联邦财政部长。

没曾想，组阁两个月后俄乌战争爆发，彻底打乱了这个雄心勃勃的“交通灯”联合政府的施政计划。对乌克兰援助带来的沉重财政与政治负担，使政府内部矛盾无法调和，与绿党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自负的林德讷在党内外的小动作频频触碰底线，总理朔尔茨对此极度不满，最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其踢出内阁。结果，红绿灯联合政府四年任期未满便宣告寿终正寝，联邦议会不得不提前举行大选。这次自民党未能突破5%的“门槛”，再次无缘联邦议会。可谓：成亦林德讷，败亦林德讷。